作為一名醫藥代理商，鄒汶暉為了讓藥品為醫院所用，花費200多萬元向醫院各級領導行賄。江門市新會人民醫院的140名醫務人員收受過鄒汶暉的財物。6月13日，震驚業界的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民醫院集體受賄案中的主要行賄者鄒汶暉因犯個人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兩罪并罰，被新會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在過去五年的藥品銷售過程中，鄒汶暉一共向新會區人民醫院院長方機及該醫院多位醫生行賄200多萬元。同年1月，鄒汶暉還出錢邀請方機一家前往日本和南非旅游，光南非的旅游費用就花掉4.53萬元。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鄒汶暉在方機身上一擲134.44萬元。　　

隨著醫療行業商業賄賂案件的浮出水面，名目繁多的回扣好處費進入醫療成本，成為醫藥費用不斷上漲的一個根源。近一段時間以來，全國各地頻發醫療商業賄賂案件。從“開顱戒毒手術”的廣東三九腦科醫院到北京兒童醫院，我們不禁感慨，醫療賄賂已無處不在。在醫療領域，存在著多少“潛規則”，審批要“用錢推磨”、醫生開藥要給回扣等等。這些“潛規則”助長了醫療衛生領域的不正之風，使百姓深受其害。江門市新會區人民醫院院長方機兩個月吞下去一百余萬元的“好處費”就是典型的一例。那么，面對巨額賄賂一個醫院院長何以如此“波瀾不驚”，心安理得？

“搞掂”醫院頭面人物是“營銷自然人”的“開山之舉”。類似鄒汶暉這樣的行賄者是一個在藥品銷售業界被稱為“營銷自然人”的隱形群體，因此被知情人稱為“影子”。“影子們”用大包的方式包下幾個品種在某一地區的獨家代理權，獨立操作，獨霸一方市場。這樣的銷售方式比比皆是，從生產企業處拿到一個或幾個品種在當地的獨家代理權，依靠自己與當地醫院的關系獨食市場，坐分利益。相對于醫藥代表，“影子們”的行賄手法更“豪放”，能量更大，是造成藥價虛高中間環節的“中堅力量”。而與醫藥代表一樣，他們要買通醫院相關“實權人士”，向醫院的院長、藥房主任、藥劑科科長等交數目可觀的“買路錢”。還要給開大處方的醫生“回扣”。除此之外，各制藥廠還要承擔各科室和個人舉辦學術活動或出國旅游、娛樂等費用。以新會區醫院院長方機為例，“影子”鄒汶暉為了讓代理藥品能夠進入醫院采購名單，出手闊綽，在短短的時間內將一百多萬元“放進”方機的囊中。

最大的制度性漏洞也是監管漏洞來自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采購和審批環節。管理不規范、監督不嚴格是醫院制度欠缺的主要特征，給腐敗制造了一個個“無底洞”。一個院長的權力到底有多大？在藥品采購上的決定權與監督權為什么相距甚遠？當地衛生主管部門和紀檢監察部門在醫療行業反腐倡廉工作部署中，想必平時沒少強調制度建設，要求對敏感部位，采取互相制約的“人盯人”措施以堵塞漏洞，可是這些停留在會議上，文件里的“貫徹落實”能有多少實際效果？上級職能部門定期檢查監督了沒有？廉政建設責任狀年年簽，述職述廉年年搞，為什么不能將搞形式主義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監督具體環節上而及時發現苗頭，早些亡羊補牢？顯然，醫療行業商業賄賂問題、醫德醫風問題不是一兩個重點案例的披露就能立竿見影的，整章建制，強化監督已迫在眉睫。

當一個醫院院長兩個月吞下百萬元，當醫藥行業成了商業賄賂的重災區，當藥品回扣每年侵吞國家資產7億多元，當醫療領域的“潛規則”正成為一種行業之恥之時，筆者認為，只有從反商業賄賂風暴延伸到大刀闊斧的深化醫療改革，才能遏制醫藥腐敗，才能使老百姓不再對醫院望而生畏，而得到長久的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