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不成功”后的醫改醞釀破題

“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服務在任何情況下，都屬于公共服務產品，都只能由政府來承擔”

“醫療改革的方案并沒有確定，目前正處于意見征詢和專題調研階段。”9月21日，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一位官員向《瞭望東方周刊》否定了個別媒體有關醫療改革方案已經確定的報道。

據這位官員介紹，醫改小組設在國家發改委，由發改委主任馬凱和衛生部部長高強任雙組長，但主要由發改委負責各項事務。衛生部新聞辦負責人也表示，協調小組是由發改委牽頭，但具體進展衛生部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14個部委組成的醫療體制改革小組的成立，一個高規格的醫改協調機制已初步建立。

醫改不能演變為部門利益再次分配

2005年5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專家遞交的一份認為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報告一出，立刻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關于醫療改革的討論。

“醫療改革的方案衛生部曾經設計了幾套，但一拿出來就會遭到各方質疑。”這位官員表示很無奈。

對于這位官員的無奈，社會科學院社會所研究員唐鈞表示理解，他認為這也是協調小組由國家發改委負責的原因所在。

“協調各方面利益，統一思想很重要。” 唐鈞表示。

同樣，衛生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也認為，目前醫療體制改革缺乏一個相關各部門都認可的改革方向和目標。各部門出臺改革政策互不協調，步調不一，也是造成醫療改革滯后的原因。

醫療改革涉及相關的部門有十幾個之多。據醫改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在《中國醫療體制的現狀、問題和對策》中對此進行了計算，認為醫療改革將涉及18個相關部門。

可能是某種混合模式

在本刊記者采訪過程中，國家發改委官員否定了醫改方向為“英國模式”這一說法。但是他表示，協調小組達成醫改方向的共識是：政府應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

醫改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認為，所謂的“英國模式”實際上就是把醫療服務的投資和醫療服務的提供合二為一。她表示，“英國模式”實際上是參照原蘇聯模式設計的，而我們國家
以前的全民醫療同樣也是學的“蘇聯模式”。

據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首席代表貝漢衛博士介紹，英國的三級醫療服務網絡呈金字塔形，底部是初級保健---全科醫療，塔尖是三級醫療專家服務，患者從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從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動。

“醫療管理網絡中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財政撥款(約為85%)，另外部分來自醫院特需服務，以及病人就診時的處方費收入。家庭診所和社區診所是主體，按人口分布構成保健網，基本沒有死角，資金的75%都是用于這部分。”貝漢衛博士表示，英國的三級醫療服務的一條核心原則是：不論收入多少，人人都可享受統一標準的醫療服務。

在英國工作學習了五年現供職于國貿律師樓的律師高清會，向記者講述了他知道的關于英國個人就醫的情況。

“不是大病小病都上醫院，英國實行的是就地看病。首先在你的居住地附近選擇一個家庭醫生GP，他們一般是當地社區小診所的醫生。到那里登記獲得一張GP的卡片。之后，你可以定期檢查，如果有個頭疼腦熱就先去看GP醫生，就診和取藥都不交錢，只是每張藥方需付6.4英鎊的處方費。”

“只有急診或專門檢查、住院治療才去醫院。”高清會說，同時他表示，等候時間太長，是目前民眾意見比較集中的地方。

對于中國的醫療改革是否應該走“英國模式”，衛生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認為， “英國模式”其實只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如果真的要實施有難度。

孫東東認為，“英國模式”是由政府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使之成為全民福利，當然是非常好的狀態，但福利越好，對國家來說則是包袱越重，目前中國實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就因為投入不足，非常脆弱，再要政府全面承擔公共衛生及全民基本醫療難度可想而知。

同樣，中國社會科學院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社會科學所研究員唐鈞認為，中國的醫療制度改革肯定不可能是純粹的“英國模式”或“德國模式”或“美國模式”，而是一種“混合型”的模式。

解決投入不足，更要解決投入不公

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調查報告的數字說，在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他還引用人事部等其他權威部門的數字說，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干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干部長期占據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開支數百億元。

“中國目前的衛生醫療服務體系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 殷大奎認為，解決政府醫療投入不足以及醫療投入的合理分配，也是醫療改革方向所要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