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醫院使用走私藥事件的調查思考 

所謂的“聯合調查組”，是由南方醫科大學和珠江醫院組成的。而南方醫科大學又是珠江醫院的上級單位。死者家屬認為，這種調查可以說是“老子調查兒子”或“自己調查自己”，很難作出公正的結論和處理。

在對珠江醫院事件為時一年的跟蹤采訪中，記者發現，對醫患糾紛的處理，“誰來仲裁”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不僅難以還原事件真相，而且直接關系到糾紛能否有效化解。 

醫院“自己調查自己” 

從去年10月至今，針對珠江醫院走私藥事件，本報刊發的多篇報道引起了社會以及衛生部等國家有關部門的關注，同時更多相同遭遇的受害者也不斷浮出水面。但是，記者目前仍然不斷接到幾位已故患兒母親的電話，在她們的語氣中，失望、困惑的成分與日俱增，甚至對記者“要相信有關部門調查處理”的勸說，她們也越來越強烈地提出了質疑。

去年11月份，走私藥事件的當事醫生、兒科副主任朱為國，已經受到了據稱是廣東省對違規醫生“最嚴厲”的處罰，主要是免職、罰款和退還“紅包”。在調查組公布的調查結果中，有關“紅包”的情節被著重強調，因此被當地媒體稱之為“紅包醫生事件”。

但是，這個結果卻被死者家屬認為“避重就輕”。在他們看來，收受“紅包”只是很小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勾結走私藥販，介紹甚至脅迫患兒家屬購買沒有任何質量保證的走私藥，導致患兒死亡，并涉嫌從中牟取不法利益。而這些問題則被刻意回避。

死者家屬認為，朱為國目前所受到的處罰，只是基于“聯合調查組”的調查結果，而所謂的“聯合調查組”，則由南方醫科大學和珠江醫院組成。而南方醫科大學又是珠江醫院的上級單位。所以這種調查，只是“老子調查兒子”或者說是“自己調查自己”，很難作出公正的結論和處理。那么，患者家屬的這種疑問，有沒有道理呢？

患兒家屬的疑問

兩位患兒母親的四項投訴，“聯合調查組”落實了兩項：多收骨髓費用和收受“紅包”。珠江醫院對朱為國的處理，也主要依據于此。而對于另外兩項，“聯合調查組”認為一項與事實不符，一項尚未查實。

與事實不符的是：“因用藥不當導致移植手術失敗而造成患者死亡”。據稱，“聯合調查組”組織了四名專家，經討論一致認為：患者病例適合進行造血干細胞移植手術；進行造血干細胞移植的時機把握是恰當的；治療及處置原則是正確的。

患者家屬認為，朱為國在治療過程中將質量無保證的假藥用于原告，不排除已嚴重影響了原告身體和導致手術的失敗。而縱觀該項調查的相關內容，并沒有一處涉及用藥問題，為何就能得出“因用藥不當導致移植手術失敗而造成患者死亡”的投訴“與事實不符”呢？

尚未查實的是：“勾結不法藥商販賣假藥牟取暴利”。據稱，調查組“經與朱為國談話了解”，“他否認收受了藥商王華的藥品回扣”。并且由于藥販王華尚未找到，利益鏈中缺乏關鍵一環，因此牟利問題尚難以認定，藥品的真偽仍需查實。

根據我國相關法規，走私藥品一律以假藥論處。早在本報記者調查之初，朱為國就已經承認走私藥品，卻在調查組的公文中被描述為“進口藥品”，因此朱為國的問題成了“介紹外購藥品，違反了學校和醫院規定”。因此，患者家屬認為，調查組的刻意袒護，使朱為國從違法變通為違反醫院規定。此外，目前王華早已落網，后續調查卻仍未見進展。

盡管如此，廣東省衛生廳對“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和處理結果仍然表示支持，但患者家屬卻表示“決不認可”。并且最終走上了訴訟的途徑。

醫患糾紛誰來仲裁？

從珠江醫院的事件中我們發現，在這起醫患糾紛的處理中，醫院及其上級單位掌握著調查和處理權，被裁判一方儼然又成了裁判者。這樣如何能獲得另外一方的信任？又靠什么來保證裁判的公正性？

此外，通過對“聯合調查組”調查和處理結果的分析可以發現，這樣的調查確實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這樣的仲裁得到上級行政部門的首肯后，則又具備了官方的效力。問題又在于，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不僅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且本身就是醫院的上級單位。即使衛生行政部門給出肯定，又怎么能保證公正性？

據報道，《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4年以來，上交到中華醫學會處理的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鑒定結果都和地方完全相反。醫患糾紛的仲裁者，假如不是完全獨立的第三方，而是有著相關利益聯系的一方，又怎么能得到另外一方的信任呢？先不管仲裁是否公平，自身的公平和中立性都沒有，又怎么讓人認可這樣的仲裁呢？在這種情況下，珠江醫院走私藥事件中的患者家屬最終走上訴訟的道路，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