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改制東風破

吳俊發退休前是江蘇常州第三人民醫院的主任醫師，而現在，他是華立醫院的院長。這家醫院由佛山市三水區白坭衛生院改制而成。 
 
　　吳這幾天心情不錯，“我知道，省里剛開完會，要加強中小醫院的改制力度了，如果有可能，我們華立集團可能還要再收購幾家衛生院”。

吳所指的“會”，是4月27日召開的廣東省衛生工作會議。在會上，廣東省副省長雷于藍表示：“今年將加大全省中小公立醫院體制改革。”

與雷的發言相對照的是，廣東省全省目前僅有個別鎮級衛生院完成了改制工作。

而廣東的現象絕非個別。此前，吳儀副總理對全國衛生部門的現狀提出了嚴厲批評：醫療衛生系統已成為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衛生體制改革已滯后于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的步伐。

原衛生部政策與管理專家委員會委員梁浩材將改制滯后的原因歸結為“父愛”：“衛生主管機關可以決定公立醫院的院長任免，可以決定財政對醫院的撥付，有誰會將自己的權力交出來。”

廣州愈生醫院院長吳哲生直言不諱：“公立醫院為什么沒有改制的動力，因為大部分都還能活下去，而且很多日子過得還不錯。”

中山醫科大學教授葉煜榮對前兩者的看法并不認同，他認為主要癥結在于改制缺乏指導政策。“雖然1996年的全國衛生工作大會上，就已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醫療機構，但后來卻沒有明確的配套政策出臺。2001年，衛生部開始將醫院分為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大量資本開始涌入醫療機構，但如何完成公立醫院改制卻沒有下文，所有的人只好摸著石頭過河，當各地紛紛對衛生院進行改制后，《健康報》上一篇《公共衛生機構不能一賣了之》的社論，又使大家不知所措。”

吳俊發也清楚記得，一位廳領導在參加華立醫院掛牌時意味深長的話：“作為基層公共衛生機構，華立改制是正確還是錯誤，現在下結論都為時過早。”

“他的話，讓我當時真的感到了壓力，許多政策都是空白，我們做什么都可能犯錯誤。” 吳俊發說。

公立醫院的路到底該怎樣走？無論是學者還是官員，均是對4月8日結束的2004年全國衛生會議抱有極大憧憬。某省衛生廳領導在接受采訪時，坦承：“我們期望，此次大會在醫院改制上有政策突破。我們在苦苦等待。”

不出其然，在會議上，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再次強調深化城市醫療衛生服務體制改革試點，并明確要打破公立醫院的壟斷。

而據與會專家透露，此次起草的《關于深化城市醫療體制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討論稿)》(簡稱《意見》)的重大突破，是對原有的營利、非營利性醫院的分類方式進行改革。

這意味著新一輪醫改已悄然破題。

據透露，《意見》將未來的醫院分為三種：政府直屬醫療機構——由政府全部投資，承擔政府賦予的工作任務，不以營利為目的，享受稅收優惠；社會公益醫療機構——由社會投資，不以營利為目的，收支結余主要用于改善醫療條件，投資者可以適當收取回報；經營性醫療機構——社會投資，自主定價，營利為目的，依法納稅。

據悉，此方案已開始在部分城市試點。

營利性醫院的苦惱

廣州祈福醫院的副總經理魯新華最近比較煩。

祈福醫院號稱投資十億，是全國最大的民營醫院，它位于廣州第一大盤——祈福新。魯新華說，一位同行參觀過祈福醫院后，說了一句話，“我一方面為彭先生(該醫院投資者，也為祈福投資商)的大手筆震驚，一方面又為你們的生存擔心。”

魯新華承認祈福尚未贏利，這座按三甲醫院標準修建的醫院年收入只有幾千萬，與廣州其它三甲醫院動輒幾億、十幾億的收入相差甚遠。

魯認為，醫院經營之所以艱難，是因為“雖然我們是省級醫院，但主管部門規定我們的醫保范圍只限于番禺區，所以盡管小區里住著幾萬名高收入人群，但他們工作單位多在廣州市區，醫保定點醫院里沒有我們，所以即使近在咫尺，他們也不能到我們這兒看病。”

深圳博愛醫院院長的王忠也認為自己遭受了非國民待遇。因為博愛醫院也沒有醫保定點醫院資格，“我們按市里的要求報了材料上去，就一直沒有消息，也沒說行也沒說不行。”

作為一家市級營利性醫院，博愛醫院還遇到了另一個問題：博愛醫院的醫生在評定職稱時最高只能評到主治醫師。于是，許多內地來的醫生沒干幾天便得告假回鄉。“不回去，以后職稱問題解決不了。”

對于“非國民待遇”，廣州愈生醫院院長吳哲生解決問題的途徑自成一家。吳曾被外派在印度尼西亞工作過三年，在當地有一定的客戶資源，而東南亞各國的醫療費用遠遠高于國內。他的醫院最初的收入便主要依賴于那些來自海外的患者。

但吳的辦法顯然不可復制。故而，梁浩材雖然退休多年，但仍在各種場合力主公立醫院改制，并給民營醫院“國民待遇”。“就城市而言，醫療衛生資源并不稀缺，要想真正地解決公立醫院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就要讓非營利性醫院與營性利醫院進行充分競爭。”

據衛生部統計，盡管我國當前注冊的民營醫療機構有29.7萬個，但其占中國醫療市場份額只有3%。

新制度悄然試水

營利性醫院的院長有自己的苦惱，而作為2003年度全國收入最多的醫院的院長，廣東省人民醫院院長林曙光也有著自己的煩心事。

林在忙于日常事務的同時，據說還每月堅持做兩臺以上的手術，名片上顯示，他是美國心臟科學院的院士。

林表示，雖然省人民醫院年收入高達12億元，但若取消稅收減免，“那算下來肯定是虧本的”。這筆免掉的稅約為1.2億。

作為非營利性醫院，由于不能分紅，林承認省醫院無法吸引投資者進入，其發展完全靠緩慢的自身積累。“我們的錢買完設備后，發點獎金就完了。”

而作為非營利醫院，省醫的價格由物價部門審批，往往僅為成本價甚至低于成本價。

中山醫科大學教授葉煜榮曾是林曙光學生時代的老師，他認為院長們的苦惱皆與現行的醫院劃分方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1996年12月9日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后，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的《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指出：“舉辦醫療機構要以國家、集體為主，其他社會力量和個人為補充。”為日后民營資本進入醫療機構打開了大門。

5年后，即2001年，衛生部將醫院劃分為營利與非營利兩種。兩者最主要的區別在于：營利性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價格放開，照章納稅，投資者可以分紅；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免各項稅，所獲利潤不能用于職工分紅，只能用于更新設備、引進新技術和擴大醫院規模。

該分類直接導致的后果便是：非營利的紅帽子為公立醫院提供保護，原本就缺少動力的公立醫院改制越發難以上路；各級衛生主管部門出于“父愛”，也會對公立醫院的對手有意無意地設置門檻。

葉煜榮進一步解釋：“其實營利性或非營利性醫院目的都是要賺錢的，二者的區分并不是公益性與非公益性，只是一個賺錢可以分，另一個賺錢不能分只能再投入。所以，二者有著共同的逐利性，但二者的競爭平臺并又不平等，起不到完全競爭的目的，反而是公立醫院的壟斷地位越來越強大。另一方面，現有的分類方法不能解決公益性問題，公立非營性醫院雖然占了極大的公共資源，占據中國醫療市場的壟斷地位，卻并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葉認為，新的醫院分類方式的局部試點，其目的正是在于加快公立醫院改制的完成速度。“一旦新的分類方式得到肯定，或許一場從準入到稅收相關政策的變化也要隨之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