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檢查組進駐醫院查閱處方病歷　發放調查問卷

昨天到友誼醫院看病的患者都會在門診大廳接到一份關于“醫生是不是收取紅包、是不是亂收費”的調查問卷，由衛生部、國務院糾風辦首次組織的全國衛生系統糾風專項治理檢查工作從此開始。據了解，糾風監察人員將通過舉辦患者和特約社會監督員座談會、開展患者問卷調查、查閱處方病歷、走訪出院患者等形式，尋找醫生收受紅包的蛛絲馬跡。

針對治理收受回扣、紅包以及開單提成和亂收費等熱點、難點問題的情況，檢查組昨天在北京友誼醫院聽取了關于行風建設及糾風專項治理工作情況的匯報，分別召開了患者、醫務人員和行風監督員座談會，聽取了對專項治理工作的意見，同時還對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并且調閱了有關行風作風建設和糾風建設及糾風專項治理的工作計劃、文件檔案等原始材料。

這次檢查主要按照《全國衛生系統開展糾風專項治理檢查工作實施方案》的內容，對今年以來糾正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專項治理工作情況進行全面檢查，重點是收受回扣、“紅包”以及“開單提成”和亂收費的治理情況。主要采用座談會、問卷調查、調閱材料等方式進行，檢查組的人員還可以直接進入病房、門診與患者交談。由衛生部、國務院糾風辦組成5個檢查組進行重點抽查，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10個省（市）作為重點抽查省市。這是衛生部、國務院糾風辦首次統一組織的全國衛生系統糾風專項治理工作檢查。

北京自查

一年查繳“紅包”39.2萬上交紅包85.4萬

據北京市衛生局局長金大鵬介紹，北京市衛生系統在2004年糾風專項治理工作中，醫院共查處回扣、“紅包”、開單提成、亂收費等違規違紀案件4起，查處違規違紀金額39.2萬元，有兩人因違規違紀受到處理。市衛生局局長金大鵬說，2004年北京的醫務人員主動上繳回扣的115人，上繳回扣金額為26萬元，醫務人員主動上繳“紅包”的1135人，上繳“紅包”總金額約為人民幣83萬元、美元2000元、歐元700元。

前不久，北京市委衛生工委和北京市衛生局組織特約社會監督員深入到醫院進行暗訪，暗訪結果顯示：暗訪醫院17所，暗訪患者及家屬334名，其中7人反映醫院有收紅包的現象，占總人數的2.1%，比去年下降了15.1%，涉及金額6300元。

醫院收費存在四大問題

今年6月，市衛生局物價處在全市展開醫療服務收費專項檢查，檢查內容包括：自立項目，自定收費標準；分解項目，重復收費；已取消的項目繼續收費；不按標準計價單位收費；不按實際服務數量計算費用；招標采購耗材不按國家有關規定作價銷售；醫用耗材以次充好，提高收費；醫用耗材不按規定加成比例作價等問題。

市衛生局、市中醫管理局還聯合組成檢查組對北京15家三甲、二甲醫院的醫療收費情況進行了重點檢查，檢查中發現這些醫院普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不按規定收費、重復收費、分解收費、自立項目收費。其中一家三甲醫院的副院長因為自立項目收費問題被嚴肅查處，一家二級醫院因為存在重復收費問題而被查處。

據統計，一些三甲醫院的知名專家一天要看50多名患者，普通醫院也得接待20多名患者，可見醫生的工作壓力是很大的。但他們的辛苦卻不能體現到工資上來。據了解，一臺長達幾個小時的心臟支架手術，醫用耗材的費用高得很，一個支架的價格就能上萬，而這臺手術的手術費只有1000元，這意味著，醫生、護士不下10人忙活了幾個小時卻只能分享這筆可憐的手術費，因此醫生們只能靠賣藥掙錢。

衛生部有關負責人稱，醫療服務價格偏低的現象已經極大地阻礙了醫藥行業的正常、有序地發展：一些醫生不研究醫術，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一些藥廠仿制藥品，或者將老藥改頭換面后提價，而不是研發新藥。但是醫院體現其水平、價值的是醫療服務，是醫療技術，而不是靠賣藥。醫院靠賣藥過日子的結果只能是嚴重影響百姓的身體健康，因為醫生治病不是為了救人，而是為了追求利益。因此，降低藥品價格，高值醫用耗材價格，提高醫療服務價格，促使醫生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來提高收入已經勢在必行。

紅包現象是醫療體制不合理的產物

據有關人士分析，我國早就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該法明確規定，利用職務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由縣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或者責令暫停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執業活動;情節嚴重的，吊銷其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醫生收紅包卻屢禁不止，其中有些原因應引起管理部門的重視，否則醫生收紅包將是治標難以治本。

有關人士認為，首先，醫院屢禁不止的紅包現象，是醫療制度不合理的產物。據了解，我國衛生資源只占世界衛生資源總量的2%，卻要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醫療服務。這樣，就出現了醫院就是“醫老大”的情況，名牌醫院更是如此，患者很難自由選擇。

一方面，醫院太少，患者不能因為某家醫院收紅包就不去看病了；另一方面，家家醫院都收紅包，患者很難找到不收紅包的醫院。于是，無論患者多么不愿意，紅包毫無商量地變成了一種“規矩”，由當初簡單的表達謝意演變成必須支付的“定例”。可以說，只要不擴大衛生資源，只要患者對醫院的可選擇性不成倍地增加，醫生收受紅包就不會真正杜絕。

現行報酬難以體現醫生價值

有分析認為，現行報酬難以體現醫生價值，是紅包現象屢禁不止的又一個原因。醫生每天都在超負荷工作，在有些醫院一個骨科醫生，一天要做四五臺手術，還要管一個病區的患者，還要出門診，門診病人排著大隊等著，醫生連午飯都吃不上。而醫生手術超過4個小時，只能得到8元錢的午餐補貼。有衛生間、空調的病房，一張病床每天收費28元，賓館的收費是多少？所以有些醫生覺得自己是不得已才拿紅包，誰讓醫院給醫生的報酬不能體現他們的勞動價值呢？

查收紅包很難取證成效不明顯

紅包現象屢禁不止的第三個原因是查處收受紅包的行為太難，所以經常是上面風聲大、下面雨點下，風聲一過醫生們照樣我行我素。衛生系統從1992年開始抓收紅包、拿回扣的現象，光衛生部就專門發文5次，抓到現在，成效不太明顯。為什么？一種風氣的存在有它的土壤，不改變土壤，光治標不行。

由于紅包行為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最難查實。患者都抱怨醫生收紅包，但你正式找他取證，99%的人不肯提供情況。有的出了醫療糾紛，患者舉報了，醫生又會說:證據何在？患者舉報是故意陷害，查處者很難取證。

據了解，某省立醫院曾多次接到信舉報，說某藥廠給回扣，某醫生吃回扣。在該院2002年的一份查處報告上記者看到，一種56元一支的藥，某科室在三個月內就開了33000支，最多的一個月開了13000支，用量大于往常，而且有其他較便宜的替代品卻不用，院方認為有回扣嫌疑。“但是我們找不到舉報者，又不掌握確鑿證據，只能停藥了之。”該院領導無奈地說，每年省立醫院都要停掉10種左右有回扣嫌疑的藥，其他醫院也是如此。

治理紅包是否可以借鑒國外經驗據日本最暢銷的雜志《周刊現代》披露，日本醫院收紅包，特別是外科主刀醫師收紅包也很普遍。一位醫生出身的記者在《醫生與紅包的現狀》一文中指出，日本醫院目前的行情是，由教授級醫師主刀，紅包為30萬至100萬日元;副教授級的醫師主刀為10萬至30萬日元。日本的法律不能不說完備，據了解，日本各國立、公立醫院的醫師皆享受國家公務員待遇，收紅包有違國家公務員法。

私立醫院的醫師雖不受公務員法的約束，但他們收取紅包后不申報收入，構成了逃稅漏稅。但是，為什么嚴肅完備的法律對紅包依然無能為力？某著名醫師指出，由于日本現在實施的是全民統一的健康保險，各醫院也實施統一的收費標準，所以名牌大學的附屬醫院終日患者盈門。為了得到更好的診治，患者便以紅包的形式挑選自己喜歡的醫師。

相比之下，美國的醫療收費體系更直接，實施優質優價的醫療服務，高明醫師與普通醫師的收費標準有明顯差異，患者也就不必通過紅包方式選好醫生。日本醫生面臨的紅包問題，實質上反映了日本醫療制度的不合理。

記者調查

凡是手術就存在風險，但許多患者認為這一風險是在醫生可控制范圍之內的，換句話說，患者和家屬們認為這一風險是可以通過金錢來化解的。他們覺得，給了醫生紅包，手術肯定就能做好，因此對手術的期望值很高，然而如果手術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問題，他們就把怨氣都積在了醫生身上，醫患矛盾也就更加尖銳。但是有一點是世人所共識的，就是收受“紅包”不僅褻瀆了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崇高使命，玷污了“白衣天使”樂于奉獻的美好形象，而且加重了病人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并成為影響醫患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

記者就收受紅包的問題在幾家醫院隨機暗訪了幾位患者家屬。在某醫院病房的過道上，一位姓王的先生告訴記者，他的母親患了多發性胃肌瘤，已經住院一個半星期了，到現在手術還沒做，院方的解釋是：老人心臟情況有待進一步檢查。當被問及會不會給醫生送紅包的時候，他猶豫地說，恐怕是要送吧？以前沒有碰到過這種情況，還要向周圍的人了解一下。按說這個手術是個小手術，但是一旦把病人交給人家，生死就全交給醫生了。

自己母親的年紀已經大了，心臟也有一點小毛病，萬一醫生不好好做手術，出點什么事不但他自己會后悔，也沒辦法面對在外地工作的弟弟妹妹。再說，如果給了紅包，醫生和院方也許能早一點安排手術，節省下來的住院費和藥費也能挽回一些損失。當記者問：你知不知道，今年衛生部下文三令五申，醫生不得收受紅包時，他顯得有點激動：誰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母親的手術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