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院補償機制改革這個問題上，政府、醫院以及百姓幾乎都遭逢困境。政府不愿盲目投入，醫院不愿被釜底抽薪，百姓則不愿參與到自己難得實惠的利益平衡游戲中去。

從政府來看，醫院的供給水平與百姓的購買能力之間已經出現嚴重落差，近50%的百姓有病不看，直接損害了百姓福利和社會和諧。而醫院供給水平之所以沒有節制地攀升，是因為醫療服務本身的信息不對稱特性以及歷史原因造成的以藥品加價收入補償醫院的成本和支出的補償機制，從而造成醫院逐利不止。要想改變這種狀況，除了要增強消費者主體地位、建立可代言患者利益的監督機制以外，就是從根本上遏制醫院對藥品收入的依賴。幾年的醫改效果證明，政府在改變“以藥養醫”機制方面收效甚微。這是政府的困境。

從醫院來看，來自社會的緊迫醫改呼聲似乎與自己無關，來自政府的醫改舉措也似乎無法執行。一方面，主管部門與醫院之間的管理關系依然存在，對醫院生存與發展負責的責、權、利機制也沒有建立，有主管部門的大樹可以依靠，醫院自然缺乏改革動力；另一方面，醫改的舉措也沒有從根本上對醫院的運營機制進行改變，如果沒有為醫院建立新的造血機制，醫藥分家、降低藥價抑或取消藥品加成等一系列舉措或是構想的推行，只能是逼迫醫院尋求更加扭曲的補償辦法。

從患者來看，政府的醫改決心和醫院的我行我素同樣鮮明地存在著，但患者在就醫過程中所遭遇的重復檢查、過度醫療、大處方卻依然無法改變。看病貴，不是貴在科學治療項目本身，而是貴在患者對醫療行為的認知屏蔽和任醫擺布上，貴在醫院不是以“治好”為目的而是以“賺好”為目的上。百姓有病不看，其實是對醫院非誠信行醫的“用腳投票”。而醫改所推行的四降一升，其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醫患之間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患者利益受損，藥品價格以及醫療服務價格的降降升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患者的難題。

6月底，廣東省召開一次醫療服務價格聽證會，醫院認為醫療服務價格仍然不能體現醫生價值，百姓認為有降有升難得實惠，雙方爭執不下。這也難怪，又想為醫院尋求補償，又想為百姓解決看病貴問題，就如同將開門和關門的行為一次性完成一樣的難，二者本來就是一對矛盾。解決醫院補償問題和解決看病貴問題是兩個問題，必須分別考慮。

解決醫院補償問題，必須著手建立醫院的新造血機制。生活用水、用電的幾次漲價都是通過價格聽證進行的，進行得都很順利。因此，必須向公眾解釋醫療技術價值被嚴重低估的現狀以及這種狀況對百姓利益的長久侵害，同時對醫療服務進行科學的成本核算和重新定價，從而逐步提高醫療服務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