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下稱哈醫大二院）“天價醫療費事件”引起了衛生部的高度重視。衛生部組成調查組三度赴哈調查，歷時兩個多月。其間，調查組組長由衛生部監察局局長王大方，升級為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組長李熙。

據悉，目前相關調查已經有了初步結論。調查組認為，哈醫大二院的主要問題為“大量涂改病歷、過度收費、違背會診制度、使用了未經準入的藥品、自購藥品有丟失、輸血和血液運輸等管理混亂等”。盡管調查尚未結束，對于部分相關負責人的處理已經開始。目前，哈醫大二院的心外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紀委副書記楊慧、輸血科主任丁巾、院長張豈凡等，均已停職檢查。

專家普遍認為，此類涉及到醫院管理的問題事實上在國內不少醫院均或多或少存在，顯示了醫院制度安排存在嚴重扭曲，改革嚴重滯后。隨著此類問題曝光，醫療體制的全面改革應盡快提上議程。

過度收費醫院多收20余萬

在翁文輝病案中，哈醫大二院收費總數為1388392.44元。在翁強自述550萬元的總費用中，其余410萬為病人自購藥。

調查組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哈醫大二院收費部分確實存在多收費。記者獲知，調查組確認哈醫大二院多收20余萬元，占總收費的16％左右。以此計算，則此次翁老先生67天搶救的費用仍在110萬元以上。誠然，20萬元也是大數目，且與哈醫大二院此前承認的多收費數目差別頗大。據專家們解釋，這牽涉到一種計算方法，即所謂“分解收費”。

所謂分解收費，就是將一項收費化解為多項收費。這也是現行醫療體制下，國內醫院為“提高經濟效益”的一種常用手法。例如，各省物價部門對腹部B超的收費標準一般定在200元左右，包含肝、腎、胃等多臟器檢查。而一些醫院經常將一項腹部B超檢查分解為肝、腎等多項檢查，每項分別收取一次費用。

哈醫大二院高達20余萬元的多收費中，有相當一部分就來自分解收費，其中大頭是血濾一項的收費。

一位參與調查的專家透露，如血濾這類昂貴檢查項目，目前國內除少數單位嚴格執行每小時300元左右的“包干式”收費標準，大部分醫院均采取分解收費的方式。這主要是因為此項檢查的成本相對較高，嚴格執行物價部門制定的“包干式”收費標準，醫院很難獲利。而在國家長期不予投入的情況下，“創收”在所有的醫院中，早已是理所當然。

專家們還介紹說，現行醫療體制下，醫院的財務制度非常不健全，更缺乏相應的監管機制，造成醫院財務管理的低效和混亂。“大多數醫院共存著多套不同時期購入的計費系統，藥房、檢查、醫囑各網絡互不相連，微機管理系統也相當混亂。”一位多年從事醫院財務工作的老專家說。

從去年開始，衛生部要求實行按天結算費用的財務管理制度，意在使患者及時了解每天發生的實際費用，杜絕亂收費。但這類措施主要著眼于“治表”而非“治本”，執行過程中極易適得其反。倘醫生下醫囑發生了費用，但患者病情突然變化，用藥量臨時發生改變，當天結算反可能造成多收或者漏收。此外，ICU病房通常實行“滴定式治療方式”，即醫生下口頭醫囑，護士記錄立即執行。因此，這類多收和漏收幾乎在每家醫院的ICU病房都存在。

涂改病歷化驗檢查都有涂改

翁老先生住院病歷的準確性，曾被廣泛質疑。此前，主治醫生王雪原曾對媒體表示，真正由他簽署的醫囑只占25％，大部分均由實習醫生簽署。他表示，這違反了哈醫大二院的三級醫生查房制度。

哈醫大二院長期以來執行的并非三級醫生制度，而是責任醫生制度，即由一個主治醫生從頭至尾負責處理患者的全部醫療事務，包括簽醫囑。當主治醫生無法下醫囑又必須下醫囑時，其下級醫生只能簽主治醫生的名字。調查組打開其他ICU病歷，發現也有類似情況。

調查組發現，哈醫大二院確實存在大量涂改病歷現象，甚至有些化驗單、檢查報告也都有涂改痕跡。

至少在一些專家看來，涂改病歷在國內醫院并不少見。一位北京三甲醫院ICU主任告訴記者，實際工作中，病歷往往是很多人寫成的，不可能杜絕涂改，關鍵在于不可有意改變病程記錄。專家們同時承認，醫院應當努力追求病歷書寫的規范化。

管理混亂自購藥品帶進醫院

在翁強提出的諸多投訴中，雙方爭議最大的是自備藥部分。

據翁強表示，他根據于玲范的通知，從國外共計買回高達400多萬元的藥品，每次都將藥品交給ICU主治醫生和其他值班醫護人員。他還自費購買了兩臺呼吸機、兩臺醫用氣泵和一臺心電圖方面的儀器。但是藥和醫療儀器都不知所終。

“對我來說，錢不錢是次要的。我們要考慮的，第一是藥到底是否用到我父親身上，二是用藥是不是對癥，是不是有效。”翁小剛說。

衛生部調查組確認有藥品丟失現象，但對丟失的自備藥數量和價值，并未給出詳細的清單。

關鍵原因，在于雙方沒有對自購藥實行完整的登記和退藥手續。哈醫大副校長李玉堃說，最初雙方對自購藥品都沒有賬目記錄，直到去年7月中旬家屬頻頻質疑，才開始有藥品登記手續。

追根溯源，在于使用自購藥品本身就是違規，管理當然無從談起。

過度治療調查認定不會存在

翁強曾向媒體展示過一連串龐大的數字：收費化驗2925次，平均一天44次，其中血糖化驗達565次，平均一天近九次；腎功能檢查186次，平均每天三次等等。他認為，醫院對其父親“過度治療”。

哈醫大二院的專業解釋是：根據最新報道和國內著名專家會診意見，危重患者（包括重癥感染者）的血糖需要嚴密監控，控制在4.0－7.5之間，否則，死亡率明顯增加。該患者住院82天，化驗血糖563次，平均每天6.83次是出于病情需要。

在用藥問題上，翁強質疑最甚者，為一種生長激素“珍怡”的使用。“珍怡”為腫瘤患者慎用的藥品。翁強稱，“珍怡”被用于翁老先生，與于玲范接受“珍怡”生產廠商邀請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不無關系。這種接受藥廠邀請出國的行為亦為衛生部所明令禁止。然而，中華醫學會向衛生部調查組出示的意見認為“珍怡”用于翁文輝病例并非失誤。
一位調查組人士透露：調查報告基本否認了過度治療的責任。

【專家評說】

醫療資源應合理調配

“前段時間確實對二院影響很大。”哈醫大副校長李玉堃說，“我記得有一天全天只開了十臺手術，過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情景。一般二院一天最少也有幾十臺手術。”

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發生的2005年，正是國內醫學界熱議醫療改革之時。前不久，衛生部部長高強公開表示要建立“平價醫院”、“公益醫院”，并提倡“見死必救”。

哈醫大二院曾是“平民醫院”的代表。因為其臨近哈爾濱郊區，患者多為農民，被稱為“屯子醫院”，更在全國最早設立了“扶貧病房”。當然，“天價醫療費事件”以后，哈醫大二院的“平民醫院”形象已經蕩然無存。

然而，在醫學界諸多專家眼中，這一事件并非如此簡單。例如我國著名危重癥專家、復興醫院院長席修明就認為，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正是醫療資源不當調用的典型例子。

在國外，對于危重病人能否進入ICU，主要看他進入ICU后是否能夠得到有效的治療，并得到恢復。如果認為一個出現了多個器官衰竭的病人進入ICU后根本無望恢復，一般來說，醫生不會建議病人進入ICU病房。為此，國外普遍建立了急性和慢性病的一個評分體系。只有十分以上的病人才能進入ICU。

“從醫學倫理的角度，我覺得這個事件最終涉及的是一個生命權應該在誰手中的問題。”席修明說：“是在病人自己手中，在家屬手中，還是在醫生手中？”

席修明認為，對這樣一個希望不大的病人，動用了這么多資源，最后出現了這樣的結果，值得深思。

“一位80歲的老人明明沒有任何治愈的希望，卻在ICU病房占用著大量的醫療資源；而一個20歲的年輕人生命本來更有價值，卻難以得到必要的救治。”席修明說，“應該做出哪種決定呢？”

席修明和許多專家都提出：“這實際涉及的是一個醫學倫理學的問題。當一個富人利用金錢和權力，最大化地占用有限的醫療資源，并要求醫院最大限度延長生命時，醫院應該如何做？”

在他們看來，醫療資源永遠是稀缺的。對于生命末期病人，醫學可以提供人道主義支持，也可以在富有患者與一般患者之間建立某種區格，但是，這種區格應有限度。這才是醫學界和患者都應當具備的理性態度。無疑，如何合理調配寶貴的醫療資源，也正是未來中國醫療改革的深層次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