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下半年起，南京市衛生系統為治理醫藥購銷領域商業賄賂進行了探索，他們開展的“衛生整風”能否治愈商業賄賂頑疾？他們能夠為全國衛生行業提供什么經驗……

“整風”提前向商業賄賂開刀

一輩子沒有想到衛生會和商業有什么關系，更別說是商業賄賂了。

2005年7月25日，南京地區上百家媒體記者被召集在一起，省衛生廳廳長郭興華宣布：江蘇省將首先在南京展開對醫療領域中不正之風的專項整治，首當其沖的即是亂收費、紅包、回扣等問題。當地媒體用了“動真格”、“向醫療腐敗開刀”、“廉政風暴”、“轟轟烈烈”等“重磅”詞匯形容這次治理行動的緊張氣氛。

衛生系統內部緊張程度遠超出媒體的描述。

據不完全統計，2003年至2004年，江蘇省各級醫療衛生單位立案查處136人，受到法律、黨紀、政紀處分的有131人，其中116人屬于貪污受賄，87人被判刑。有的涉案金額巨大，情節惡劣，令人觸目驚心。有的案件涉及一個科室的全部醫務人員，有的幾乎牽連到單位的整個班子。如一個在職副局長，一個退休副局長和一個城區的衛生局局長也“犯了事”，被立案查處，都涉及收受賄賂問題。該省省委省政府感到衛生系統的問題嚴重到了非整不可的地步，經過緊急磋商和部署，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監察、糾風、衛生等部門聯合推出了專項整治行動。

專項治理將紅包、回扣、亂收費、大處方、大檢查、職務犯罪等問題都“一鍋燴”了。特別是，這次治理行動首次觸及到了“商業賄賂”這個概念。這對于絕大多數衛生系統人員來說，概念太過于陌生，性質太過嚴重，提法太過刺激。一位老醫生說：“一輩子沒有想到衛生會和商業有什么關系，更別說是商業賄賂了！”

商業賄賂“毒瘤”危害深重

主攻對象包括政府官員、中介機構工作人員、醫院領導和科主任，還有醫務人員等。

商業賄賂對江蘇省醫療服務事業的侵蝕和危害，江蘇省衛生廳紀檢組做過調查。衛生廳紀檢監察室主任王天友說，商業賄賂對衛生行業侵蝕非常廣泛，從1992年開始，江蘇省衛生系統開始對藥品回扣等問題進行整治，最早出問題的還只是藥劑科這樣的敏感科室，以后廣泛涉及到了臨床普通醫生。

王天友介紹，近兩年，商業賄賂以基建、大型醫療設備、藥品、高值耗材采購首當其沖。江蘇省醫療系統查處的一批職務犯罪案件中，有85％涉及藥品和醫療設備問題。商業賄賂所涉及的層面，既分布在大、中等城市和縣城的三級、二級醫療機構，又有社區和鄉鎮一級的醫療機構，直至一些村級衛生室。商業賄賂的主攻對象包括政府官員、中介機構工作人員、醫院領導和科主任，還有醫務人員等。商業賄賂的手段詭秘多變，行賄者無孔不入。

廣泛的商業賄賂滲透，給江蘇省的醫療服務行業造成了巨大危害，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導致醫療服務的不合理開支急速上漲，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曾經有一位藥商向辦案人員交待，他如果年獲利2000萬元，就要拿出800萬到1000萬元用作商業賄賂。這些費用全部都轉嫁到了患者身上。此外，商業賄賂誘發了醫務人員不規范的醫療行為，大檢查和大處方現象是對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的濫用和浪費。個別管理人員和醫務人員出于一己之私，為了多得回扣、提成，危害患者利益，損害醫院信譽，甚至置醫療道德于不顧。2004年，江蘇衛生系統在各行業行風評比中名次直線下降。對此，江蘇省委省政府和江蘇省衛生廳焦急萬分。正是這種原因導致該省專項治理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打擊商業賄賂，而此時全國治理商業賄賂工作還在醞釀之中。

雖下“猛藥”療效難盡人意

這次的治理活動力度不可謂不大，衛生系統把自己這么多年來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招數都用上了。

南京地區的專項治理分為動員教育、自查自糾、整改提高三個階段，公布了舉報電話和主動上繳紅包、回扣的專用賬戶。江蘇省將國家工商局下發的《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列為全體醫務人員都要學習和對照的內容，很多人在這份文件中第一次明白了商業賄賂和自己從事的工作還有關系。

記者在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和南京市口腔醫院，隨機詢問醫務人員是否了解“商業賄賂”是什么。這里的醫務人員顯然已經非常清楚這個概念，而且也都認同收受回扣、提成就是商業賄賂行為。這一點，南京的醫務人員顯然要比全國其他地方的醫務人員明白得多。在專項治理期間，高達98.9％的整風教育普及率取得了明顯效果。

南京地區醫務人員除了學習有關法律法規紀律文件，還聽取了先進共產黨員事跡報告，邀請反貪局專家講座，傾聽監獄犯人懺悔，展開“我看紅包、回扣”的大討論……與此同時，各家醫院紛紛向社會公開承諾拒收紅包、回扣，組織義診。該市還借專項治理之機，在處方管理、高值耗材采購、化驗報告單共享等方面推出新的管理措施。全市醫療單位還將治理行動與“醫院管理年”活動結合起來，進一步加強醫院內部管理。這一系列的密集措施，使南京市醫療機構的面貌發生了明顯的改善。以南京鼓樓醫院為例，該院2004年接到查實的投訴36起，2005年下降為24起，而且2005年也沒有能夠查實的紅包事件發生。這個醫院還在衛生部的管理年活動督查評比中排名全國第四。

江蘇省衛生廳的一位“老資格”官員說：“這次的治理活動力度不可謂不大，衛生系統把自己這么多年來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招數都用上了。”

那么，如此猛烈的“組合拳”對商業賄賂的治理效果又如何呢？

南京一位醫務工作者意味深長地暗示記者：“去醫院看看醫藥代表們的活動情況就知道了。”在專項治理期間，藥商到醫院的促銷活動確實明顯減少，可是治理一結束，藥商們立即卷土重來，依舊我行我素大搞“活動”。有醫藥代表還用嘲弄的口吻說，前段時間是衛生廳給我們放了個“大假”修整。有醫務人員也說，這次治理是又一次“狼來了”，到頭來，“狼”還是沒有來。有的醫生甚至覺得自己“太老實”，組織上一教育就上繳了不正當收益，后來發現不繳的大有人在，“老實人吃虧”成了許多人的經驗教訓。

界限模糊難剎歪風邪氣

我們搞不清楚對于醫務人員，正常商業交往和不正當交易的界限在哪里，違紀違規和違法犯罪的界限是什么。

目前我國司法對于醫藥購銷中的回扣問題還沒有明確的法律界定，特別是對于普通醫務人員收取回扣是否構成受賄罪沒有定論，醫務人員的問題復雜多樣，性質和程度差別很大。王天友主任說，概念的混亂讓我們搞不清楚對于醫務人員，正常商業交往和不正當交易的界限在哪里，違紀違規和違法犯罪的界限是什么。

認識上的模糊和思想混亂，助長了收受回扣的不正之風。紀檢部門曾經在南京以外的地方查處了一起案件——一家小醫院的一個科室，8個人在兩年間收受回扣160多萬元。辦案人員以為這個案子足以教育醫務人員，可是發現南京的醫務人員并不以為然。王天友感嘆：“藥械商用于商業賄賂的投入之高是非常驚人的。高額回扣的誘惑力動搖了醫務人員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操守。”

司法界限上的模糊不清，給案件的查處同樣帶來了不小的困難。南京這次治理對于有行政職務的，就按照職務犯罪移交給有關部門查處，對于普通醫務人員一般就采取教育和自查自糾。王天友說：“商業賄賂的隱秘性很強，常常只有當事的兩個人知道，涉及的人和面太廣，院長、醫生、官員互相包庇，查處問題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可想而知。衛生系統查辦案件的權力和能力非常有限，常常是有了線索，但案件查處跟不上。弄來弄去無論是藥商還是醫務人員，都不怕了。”他分析，藥械生產銷售企業利用回扣等商業賄賂促銷已成為“行規”，藥械產品的價格虛高定價又給回扣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間，一個醫藥代表就可以把多家醫院、幾十名醫務人員“拉下水”。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對醫藥購銷領域的商業賄賂行為缺乏嚴格明確的界定，長期以來對商業賄賂行為就查處不力，司法機關對醫藥購銷領域發生的賄賂行為打擊明顯滯后。他認為“更嚴重的是，往往只嚴打受賄一方，對行賄方要么不查處，要么從輕處理，這樣不可能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醫務人員心理不平衡

150元的B超費用，做B超的醫生所得只有4.8元，醫生怎么會平衡呢。

對于醫藥購銷領域的商業賄賂屢打不絕，醫務人員認為社會大環境是主要原因。江蘇省衛生廳辦公室原主任周傳章憑他幾十年做衛生行政工作的經驗分析說：“整個社會風氣的影響和腐蝕，讓醫務人員有一種普遍的心理不平衡感。醫務人員覺得‘憑什么別的行業都有的問題，就只整醫生呢？’”周傳章說，多年來我國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得不到合理的體現，有些技術好的高級醫生感到非常不平衡。

南京鼓樓醫院普外科主任仇毓東博士舉了個例子——他給病人做肝穿刺，需要非常有經驗的醫生用B超引導配合。150元的B超費用，做B超的醫生所得只有4.8元。仇博士感嘆：“醫生的勞動就值這么點兒錢，可是用于肝穿刺的那根針就要賣1萬元！醫生怎么會平衡呢？”仇毓東長期以來堅持拒收紅包、回扣，并綜合考慮患者的病情和經濟承受能力選擇治療方式，得到患者的稱贊。盡管如此，仇毓東仍然實話實說：“我們醫生確實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按道理醫生的收入應該是中等偏上的，可是現實狀況相去甚遠。這也是紅包、回扣屢禁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

醫藥購銷領域的現實狀況是——藥品生產企業4000多家，藥品批發機構上萬家。一方面藥品生產經營領域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導致過度競爭直至演化為競相采用商業賄賂方式的惡性競爭。另一方面政府對醫院的投入和補償不到位，醫務人員的技術價值、知識價值、風險價值得不到充分的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動得不到合理的報酬。由于補償機制尚不健全，國家對衛生事業的補貼遠遠滿足不了醫院生存和發展的要求，國家采取以藥補醫的政策，維持醫院生計，醫療單位必須把藥品銷售收入作為醫院收入的主要來源，引發了醫務人員偏好開大處方、開高價藥等問題。王天友主任認為，這種機制性的失衡，導致的回扣促銷等不正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