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劉院長，您好！首先感謝您再次接受我們的采訪。回首往年，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在您的領導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您能否給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貴院取得的成就嗎?

劉曉程院長：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是2003年9月26號正式剪彩開門診的，11月17號整個醫院才開始運作。2005年是我們醫院開院的第二年，在2004年的基礎上，我們醫院整體又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如2004年我們的心臟手術只有400例，介入治療也大概只有700-800例；而到了2005年，我們的員工僅僅增加了15％，可是我們的心臟手術做了860例，介入治療手術也翻了一番，效果非常好。 

截至今天，我們已經成功搶救了大量危重癥患者，如心源性休克、急性肺水腫、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夾層主動脈瘤等病人。我們接受的病人除了西藏外，已經遍布全國各省市，其中甚至包括醫療資源豐富的北京、上海；從普通的工人、農民、下崗職工一直到共和國的部長都來我們這里看過病，患者的年齡也從小到1個月大到82歲不等。不僅有國內患者，我們接收的外國患者也不少，我們已經給美籍臺灣人、加拿大和韓國等國際友人做過心臟手術。尤其加拿大的患者，發達國家的白種人在中國大陸做心臟手術，還屬于第一次。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們醫院執行民政部的“明天計劃”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為570名先心病殘疾兒童成功做了心臟手術。他們來自全國18個欠發達的省和自治區，從1個月到18歲，除漢族外，還有蒙、回、藏、土、撒拉、拉祜和布朗族。除各種復雜的先心病外，還有很多孤兒合并其他畸型，如兔唇、腭裂、腹壁疝、肛門閉鎖。我們組織技術最好的專家，把孤兒們的各種畸型在一次手術中全部根治了。期間無任何醫療差錯和事故，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連CCTV焦點訪談欄目都熱情報道了這一義舉。所以說我們2005年的工作不僅有經濟效益，更有很大的社會效益。這是我們感到非常的欣慰。

記者：更才您提到泰達就和民政部聯合針對先心病殘疾患兒推出“明天計劃”大型公益活動,該活動至今已經是第二個年頭.您能給我們重點介紹一下2005年開展的情況嗎?

劉曉程院長：“明天計劃”是民政部針對我國城鄉各類社會福利機構中0至18歲具有手術適應癥的殘疾孤兒進行手術矯治和康復治療的大型社會公益活動。根據該計劃，民政部將選擇具有強烈社會公益心和有實力的醫院合作，從2004年到2006年3年期間，實現全國挽救3萬名孤殘兒童的目標。很榮幸，我們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是民政部“明天計劃”選擇的全國第一家定點醫院，同時也是一直堅持到今天的醫院。

先天性心臟病(簡稱先心病)在新生兒中的發病率為６-９‰。我國每年約有15萬新生的先心病患兒,一部分患兒被家境困難的父母遺棄而成為孤兒。這些孤兒可以說是社會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由于先心病手術復雜，技術要求高，經費需求量大，為確保患先心病孤兒的手術質量，民政部為此還專門派了一位司長來考察我們醫院。2004年9月22日，民政部主管該項目的李立國副部長親自來和我們簽約，把我們作為第一家定點醫院。在雙方簽署醫療服務合作協議儀式之日，我們就迎來了黑龍江省的6名先心病孤兒，他們很快就在我們這里成功接受了心臟病手術治療。

雖然民政部為每個孤兒提供了1.5萬的手術費，但我們知道，這個費用還遠不夠一臺先心病手術的成本。因此，有的醫院加入 “明天計劃”后又退出來了。但我們堅持下來了，同時為保證這些患先心病孤兒的手術成功，我們醫院配備了最好的醫生，使用最好的醫療設備，提供最優質的手術治療和康復護理。同時，為彌補手術的費用缺口，我們醫院不算醫務人員勞務費，同時降低各種費用，提高效率,并號召社會各界獻愛心，期間涌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件。例如開發區的志愿者協會組織開發區的中外志愿者向孩子們獻愛心,照顧孩子,捐獻食品、玩具、衣物、樂器、童車；開發區上島咖啡店宣布每年都把店慶的營業額全部捐給患兒；來視察工作的石廣生老部長到醫院看后當場解囊捐助；還有一對美國母女志愿來這里照顧患兒；開發區的幾所小學為孤兒組織義賣，兩次共捐出2萬3千元；小學生還為解救孤兒組織義演，又捐出了1萬6千元錢；天津嚴重血源缺乏，醫院和物業公司的職工多次為孤兒義務獻血；連普通的出院患者都向病友發出倡議，并帶頭捐出1000元……。愛的春風在泰達吹拂，人們用深深的愛心為構建和諧社會推波助瀾。

“明天計劃”為期三年，2006年就結束了。但我國仍存在大量的先心病患兒，這些孩子怎么辦？我曾有個想法，已經和民政部李部長談過，那就是我們計劃在泰達建立一個專收有心臟病疾患孤兒的孤兒院，每年收治幾百個孩子，同時在全國各地開展先心病兒童的篩查工作，把這項公益事業持續做下去，我們稱為“后天計劃”。我希望能有更多的醫院和社會各界加入這個事業，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減少廣大患兒的痛苦，創建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

記者：作為國內首家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公有制醫院,泰達在醫院改革方面邁出成功第一步。但我們知道，2005年7月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社會公布醫療改革報告，明確提出中國醫療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您認為我國醫療體制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劉曉程院長：關于我國醫療體制改革失敗的與否，國家有關部門還沒有定論，但我認為至少是不太成功的。不然怎么會出現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呢？這個問題目前不說失敗，也得說不盡人意。想想看，改革開放二十八年來，其他行業都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農業、工業、科技、教育、體育都實行了改革，而醫療衛生幾乎沒有改變；不但沒有把計劃經濟里一些好的東西保持下來，反而把市場經濟中一些不好的東西帶了進來，使醫療衛生事業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改來改去誰也沒有滿意：600萬醫務工作者滿腹牢騷，13億老百姓更對此怨聲載道。老百姓看病難、手術難的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從這個角度來講，醫療體制改革起碼是沒有看法、沒有成效的。 

現在究其原因，我想大家各自都會說出一大堆原因。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政府。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形式認識不清，對公有制醫院定性不準、支持力度不夠。衛生事業是什么？是社會福利事業！健康是基本人權！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就要對衛生事業、對人民健康負責任。有錢沒錢都吃飯，有錢沒錢都看病，這是天經地義的吧？厲以寧先生說過：“一個健康的社會形態，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比例應該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形成逐年上升的趨勢”。而在中國卻恰恰相反，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是越來越低。吳儀副總理曾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衛生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已由上世紀80年代的平均3.1％下降到2002年的1.7％，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說實話，政府什么時候重視我們的衛生事業了？開兩會也好，黨代表會也好，做報告詳細講其他各項事業，講到最后，衛生體育事業一共就兩行，完了，一句半句。我們倒數第二，僅比體育事業強一點兒。

在這個大背景下，政府對公立醫院的定性不準導致公立醫院在生存和發展上如同雪上加霜。是建立福利型、公益型的醫院，還是建立福利加公益型的醫院？沒有明確定性，使公立醫院處于兩難的尷尬境地。一會兒是福利性的，一會兒公益性的。公立醫院怎么個公立法？國家給公立院的錢只夠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和在崗人員經費的20％。其余80％自己去掙，這還不包括折舊運營費用。用另一個標準說，國家給公立院的錢只夠營業額的6％-7％。作院長很艱難啊，一邊讓你為人民服務，一邊職工要吃飯，醫院要維持運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好向職工宣布：“你們的獎金與收入掛鉤！”這種明顯的利益驅動機制，必然導致內行哄外行、采購吃回扣、醫生收“紅包”、醫院坑病人的局面！所以公有制醫院的體制沒改，補償機制沒改，在沉重的包袱下艱難地運營。一開兩會就說“紅包”，從表現來說，“紅包”只是一種現象，這只是冰山一角，我們要通過這些現象挖掘本質、解決矛盾。

另一方面，我國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卻同時又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國家對城市建設、街道布局都有明確的規劃，但對醫院建設卻從沒有統一規劃。80％的衛生資源在20％的城市醫院中，其中有一半在主要大醫院中。僅北京東單地區，不足一平方公里，卻設有協和、北京、同仁等三大醫院。這還不夠，人們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北京瘋狂地建醫院。按北京現有的醫療現狀，每千人所擁有的床位、大夫、核磁共振等醫療設施，早已超過了“亞洲四小龍”。但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沒有錢建醫院，連基本的醫療保險都沒有，沒有大夫。這邊說沒錢，那邊無休止地浪費，有限的衛生資源在重復的無效的建設中浪費掉了。這種事情政府不管，你說政府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衛生部門的首腦言微人輕，要想利用有限的衛生資源，必須有政府的強力干預和調控。因此，這應是從總理到省長到市長的一把手工程。否則一定搞不好。

記者：在我國現有醫療體制的環境下，泰達作為公立醫院不僅參與“明天計劃”的公益性活動，同時也取得了巨大的市場效益，其發展模式被證明非常成功。您是如何做到這點的？

劉曉程院長：我剛才講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走到今天，在對醫療形勢和對公立醫院的定性方面，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我還有另外一句話，政府改政府的，醫院要改醫院的。我國醫療體制改革遲滯和走偏，一方面有政府的責任，但另一方面，醫院自身也有問題：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跑冒滴漏、少慢差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弊端，不改能行嗎？作為一個醫院院長，我們在宏觀上無法推進，就有必要并有責任在政府給予的空間里回旋創，造一個和諧的醫患小環境。如果說1987年我創建牡丹江心血管病醫院是為了解決當地老百姓看病難的話，那么今天我建立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除了更強烈的同樣愿望以外，我還希望能通過自身的實踐，在醫療體制改革上試一試，為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種一塊“試驗田”。

為什么叫試驗田？首先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是公有制，100％公有制，與現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