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關榮，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院長。他一任自己的性子，興趣點總是放在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問題上——將國有大醫院進行股份制改造；把航空保險的方式挪到手術室；籌劃組建醫院管理集團，專事管理輸出…… 

  “激昂、自負，極具主宰力和成就感”，范關榮，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院長，一位職業管理者，顯然有悖于人們對醫院院長的那種當然想象。

    在范院長那張因為憂慮而不會制造生動的臉上，找不到定式中的燦爛和興奮。但是，這并不能妨礙他的睿智和機敏的流露

    他一任自己的性子，興趣點總是放在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問題上——將國有大醫院進行股份制改造；把航空保險的方式挪到手術室；籌劃組建醫院管理集團，專事管理輸出......

    在這家有160年歷史的中國最古老醫院的院長身上，更多的是思索，沉重和苦苦探求。

    上海市區10家最大醫院的總量分別限制在1億至3億元不等。“我們的醫療服務居然是有限額的”。醫院的職能決定了它的生存理念——不會完全被功利左右。但賠本賣吆喝的事，似乎有悖生存競爭法則。

    上海市推行醫療保險統籌示范在先。目前，市區10家最大醫院的醫保總量分別限制在1億到3億元不等。范院長談及此事很有些難以名狀：“我們的醫療服務居然是有限額的”。

    突破了限額后果將會怎樣？按現行政策規定“超量分攤”。

    國家與醫院“五五對開”。一紙“分攤”，從經濟上“嚇著”了醫院。照此規范關榮，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院長。他一任自己的性子，興趣點總是放在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問題上——將國有大醫院進行股份制改造；把航空保險的方式挪到手術室；籌劃組建醫院管理集團，專事管理輸出……定，你醫院還不能由著性子看病，相應的還要來者有拒。如果你救人于非命而忘乎所以，那么，超出限額1元錢，對不起，國家只支付5角，另一半要由醫院買單。說白了，“看得越多，虧得越多”。而且，這種總量控制并不是你想象的可以橫豎拉伸。在總量之下，還有各種細則把你框死。比如，人均住院費用不能多于8000元，這是硬指標。如果病人花費10000元，對不起，超出的2000元屬于違規操作。而違規操作是連“五五對開”的資格都沒有的，全部由醫院擔負。

    控制無形中成為埋在治病救人下面的一條隱線。患者怎么會知道，當今大醫院的大夫們在進行技術服務的同時，還需時時提防別被出示“黃牌”。在設定治療方案時，還要掐著指頭算價錢。既要手到病除，又要思前顧后。難怪范關榮怎么也笑不出來：“治病是科學，怎么能把限制病人消費的責任推給醫生？”

    這不應該是醫院的行為。

    錯位的結果呢？已經有種種跡象顯示：病人往返醫院就醫的次數增加。一般慢性病人只能開出不超過兩周的藥量；大醫院的住院部對醫保病人會比較多的出示紅燈等候信號。很多實行醫保的患者，及至病危時刻也頗難住進自己挑選的指定醫院，不免帶著遺憾而去；老年病人，慢性病人首當其沖，難招正視......。

    與之相反，自費病人頗受歡迎。從醫院的角度講，這是一種本能的生理應激反應。而對于絕大多數基本醫療的病人而言，是一種不公。不公難免生怨。也因此，對于醫院，公眾怨氣與日俱增。

    于是，醫院經歷著經濟壓力與輿論壓力雙管齊下的考驗。自然，其中滋味只有當家人知曉。

    事實上，醫院的職能決定了它的生存理念——不會完全被功利左右。但是“好人”著實做不起。范院長面露尷尬：“病人真的來了，你能回避么？”記者私下里對幾家大醫院打探行情：2002年上海幾家大醫院因為“做好人”，平均家家做掉1000萬元。最多的可達2000萬，少的也要500萬。

    賠本賣吆喝的事，似乎有悖生存競爭法則。

    民航的意外發生率是以萬分比為單位的，固而國家將其視為高風險的行業，并一直有保險業務與之并行。相比之下，醫療服務的風險率是以百分比為單位的，卻為什么一直被置于保險的視野之外？不妨把航空保險方式引入醫院。

    幾乎是一個被所有的人忽略的問題——醫療中的失誤是允許的。醫學是一門發展的學科，沒有定式。生命的探索是沒有止境的。同時醫學也是實踐性、操作性很強的學科。因此，醫生的診斷存在不全面性，處理的過程有失周全，甚至因為個體的因素出現誤診，等等，范院長認為，“實際是很正常的”。

    當然，那些病勢兇猛，或者伴有多種器官綜合病癥的病人，其病情變化的迅猛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不測，是不可回避的。應該承認，醫療服務是高風險的行業。醫療意外是不爭的事實。

    在世界其他國家，對于醫療意外是認可的。據范院長介紹，美國的意外事故比率允許在20%以上，歐洲國家不到30%。而在這種無庸回避的事實面前，中國的醫生一直在力爭達到100%的萬無一失。

    因為沒有包容意外事故的意識，同時也沒有相應的政策法規。于是，中國的醫生是踩在鋼絲上做手術。我采訪過的許多醫生，他們都經歷過難以計數的放棄與探索的抉擇。但是，生死當口，哪怕只有1%希望，他們會做出100%的努力。無疑是踩著地雷上。

    近年，關于醫療事故采取“取證倒置”的作法。確實，此舉讓無畏風險的醫生們平添了無所適從。一個原本崇高神圣的職業，一種不輕言放棄的膽量，卻生生地受到傷害。試想一下，帶著忐忑不安的心境，真不知道對于拯救生命的操作能有什么好處。

    眾所周知，民航的意外發生率是以萬分比為單位的，一般為萬分之幾。固而國家將其視為高風險的行業，并一直有保險業務與之并行。相比之下，醫療服務的風險率是以百分比為單位的，卻為什么一直被置于保險的視野之外？

    中國的保險業在開發險種上，不會是避重就輕吧？

    一方面，不能正視醫療服務存在很高的意外。一方面，沒有相應的意外事故補償渠道。于是，“醫療糾紛”成為壓在醫院頭上的一座大山。

    很顯然，對于接受醫療服務的意外不幸者進行經濟賠付，完全是情理之中。而且醫療本身的意外幾率是客觀事實。既然這種誰也不愿意發生的事是避免不了的，而且是情理之中的。那么如果將賠付的責任落在醫院身上，終歸有一天，沒有人敢上手術臺了。范院長作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對此早有提案在先，他認為，“醫院可以參照航空保險的方式”。目的是解決補償費的來源問題。

    這應該不失為一個常規的險種。但是，20%-30%，如此之高的風險率，保險金額不會是個小數目。范院長初步考慮，保費可以根據醫療風險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比如，心臟手術的風險高，保險費便可以相應高些。在這里，他強調的是參照航空保險的方式，實際上是把投保的權利交給每位患者。就像登飛機前買航空保險一樣，能否獲得意外賠付的權利都放在就醫者自己手里。

    “在醫療價格上為什么不能拉開檔次？”大醫院的業務量嚴重超載，或許用價格杠桿可以實現病人分流。多多益善不是醫療行業競爭的法則。

    不能排除，由于病人就醫心理的影響，大醫院的業務量嚴重超載。

    凡是在大醫院親歷過門診的人都清楚，那里的醫生，從一清早接診開始，一個上午，頭是抬不起來的。經常是連起身小解的時間都沒有。像“仁濟”這樣的大醫院，每天的門診量一般在5000人次以上。平均一個醫生日接待病人要100多位。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樣的勞動強度是否吃得消？

    看病需要過程：詢問病史、既往史；了解目前癥狀；進行人工檢查；開據儀器檢測單。然后，還要將這些信息匯總、分析、判斷；做出正確的診斷結果并對癥拿出針對的治療方案……這樣的過程每一個環節都來不得半點馬虎。但是，現在要讓醫生們在有限的時間里無休止地增大病人的數量，那么，就醫質量又怎么能得到保證？

    然而，如此的醫療質量稀釋并沒有動搖患者擁塞大醫院的意志。于是，患者們從掛號開始，每一個環節都必須有足夠的耐心。憋的火候大了，耐心往往熬到了“燃點”，此時一粒火星子就能炸開鍋。于是，醫院里因此成了怨氣指數最高的地方。這究竟該怪誰？

    同樣，因為等候看病的隊伍太長，且時間又一點不講情面。因此，醫生們只能將看病的過程刪繁就簡。而最快捷又最保險的診斷方法就是依靠儀器設備檢查。于是，有人說醫院靠開單子吃飯。其實，這又能怪誰？

    范院長確實對患者的不辭辛苦“心里很酸”。他說，天天如此，下午四五點鐘就開始排隊掛第二天的號。你看他們提個小板凳，披件小棉襖。實在是讓開醫院的人看著很難為情。其實，細細打問，多數人看的是常見病，是區級醫院完全可以解決的。但是，患者如此專一于大醫院，吃苦耐勞在所不惜。這又能怪誰？

    有人說，醫療市場苦樂不均，忙閑不一。而導致醫療資源嚴重失衡，又該責怪誰？

    范關榮為此也寫過提案：“大幅度提高三級醫院的門診掛號費”。目的：分流病人。他認為，大醫院的掛號費可以提到30元。超出的部分自理。這樣一來，或許常見病、多發病就未必“殺雞也用宰牛刀”了。

    看得出，范院長畢竟不是商人，市場份額不是他的追逐目標。多多益善不是醫療行業競爭的法則。他說，“我們不想賺那個錢。”病人少一些，就可以看得精一些。而且對于一些疑難病癥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鉆研。當然，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