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國際上最權威的臨床醫學雜志之一———美國《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刊登了一項最新研究，指出在接受冠脈造影（以下簡稱冠造）檢查的美國人中，有1/5是“非必須”的；事實也證明，這些人中，確實有近2/3“未發現明顯異常”。這是全球關于過度醫療的一項最新數據。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醫師分會會長胡大一教授就此對《生命時報》記者指出：“在我國也是如此，半數以上的冠造檢查結果都是正常的。我不敢說這些檢查都沒必要，但如此高的陰性結果提示，醫生在考慮患者是否要做冠造時，應該更謹慎些，因為這項檢查不僅給患者帶來巨大花費，還有手術隱含的各種風險。”

　　冠造是心臟病患者安放心臟支架前的一項必要檢查，比它被濫用后果更嚴重的是，濫放心臟支架成了國際醫學界的普遍問題。在美國，有統計顯示，近半數不該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胡大一認為，中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相當一部分放支架的患者被“過度醫療”了。

    盲目放支架一度愈演愈烈

　　上世紀80年代，是心臟介入技術剛剛在西方誕生的時候，也是胡大一在國內奔走呼吁，將它四處推廣的時候。至今在國內網站上，還能看到很多患者說，國內做心臟支架手術的醫生中，胡大一是最厲害的人之一。但是，如今的他，已經放下手術刀很久了。“這本來是一項很好的技術，可以替代一大部分心臟搭橋，能明顯減少患者創傷。”胡大一說，但隨著不少醫生對這一技術的盲目迷信、崇拜，過度放支架的現象一度愈演愈烈。

　　據統計，2008年，中國接受冠心病介入治療的患者有18萬多人。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副理事長、工程院院士俞夢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其實，很多冠心病患者可以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和行為嗜好來緩解病情，效果非常顯著，如無意外，根本不需要在心臟內安放支架。胡大一也給記者舉例：他的老師是一位著名的心臟科醫生，70歲時出現心絞痛，他沒去做冠造、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堅持口服他汀和冠心病藥物，現在已經87歲高齡，仍可以輕松爬上二樓。

　　即使需要做手術，心臟搭橋手術已有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史，技術非常成熟，但卻因為創傷大、復雜、成功率低等原因而不被一些醫生所選擇。“有些醫生告訴患者，冠心病可以搭橋，也可以介入，搭橋要開胸，介入不開胸，我認為這種引導是非常荒謬的。”胡大一曾這樣說過。他告訴記者，國際上，支架和搭橋手術的比例是7:1到8:1，但在中國，這個比例高達12:1。

　　胡大一認為，大量不需要介入治療或不能從介入治療中獲益的患者正在被置入支架。而衛生部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醫療質量控制中心負責人、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霍勇也曾指出，在放心臟支架上，甚至出現醫院之間“單純攀比手術數量”的現象，“一個醫院能不能通過三甲醫院評審，做了多少例介入手術是一個標志性指標，像GDP一樣。”北京天壇醫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告訴記者，他聽說有些醫生到基層醫院去做手術，如果不放支架，就不給報銷回來的路費。

    亂放是最大的過度醫療

　　“有些過度醫療是一次性的，但放進不該放的支架，卻是終身性的、最嚴重的過度醫療之一，它給患者帶來的精神壓力、藥物副作用、進行其他手術時的不便，不會隨時間而消失。”胡大一說。比如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會覺得心臟局部不舒服，1年后才能適應；我國目前用的心臟支架幾乎全部是藥物支架，與裸支架相比，不僅價格更高，安放后更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終身服用阿司匹林對抗血栓，這兩種藥物會刺激胃腸道，還會帶來出血風險。他自己就遇到過一些“回爐”患者，他們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療的適應癥，卻被置入一個甚至多個支架，由于術后未按時服藥，出現血栓，導致更嚴重的心肌梗死。

　　至于為什么出現心臟支架的濫用，有專家分析，不可否認的一點，是一些醫院把它當作了經濟增長點、搖錢樹，醫生也非常重視支架帶來的利益。胡大一認為，“這種情況是少數，但絕不是個別”。一枚小小的支架，直徑2—4毫米，重量不足萬分之一克，國產的就需1—2萬元，進口的價格更要翻倍，其背后的利益可見一斑。另一個原因，是醫生過度迷戀技術。胡大一說：“醫學離人文和服務對象漸行漸遠，學科越分越細，醫學生很快就進入一個具體的操作領域，忽視了對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

　　“我們不能讓患者花了錢，買到的只是精神上的痛苦和身體上的損失。”胡大一指出，作為一個全球性問題，過度醫療表面上傷害的是患者，實際上最大的受害者卻是醫生，因為他將失去患者、社會對他的信任。

    放了也不是一勞永逸

　　在新加坡，醫保部門規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報銷3個，如果超過，一來醫保部門不給報銷，二來醫生還要向專門的委員會陳述放入過多支架的理由。胡大一認為，我國也需要制訂類似的標準，對支架進行規范。

　　“造成過度安放支架，不只是醫生的原因，也有來自患者一方的原因。”衛生部心血管藥物臨床研究實驗室學術帶頭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心內科頊志敏教授對記者說，很多患者認為吃藥、打針太麻煩，放支架可以一勞永逸，并且能去根，常常自己要求放支架，如果醫生不同意，還會跟醫生吵架。“其實，就算放了支架，也不是一勞永逸。”胡大一指出，很多人術后繼續抽煙、不按時吃藥，導致病情很快復發，或者出現新的病變。

　　“與支架過度使用并存的一個現象是，該放支架的患者并沒有得到及時救治。”中國老年保健協會心血管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十二病區主任周玉杰教授告訴記者。比如急性心梗患者，是最應該急診做支架手術的，但很多患者及家屬沒有這個意識，醫院也沒有切實保證心梗搶救的綠色通道常年開放，導致病情被耽誤，錯過了手術時機。

　　目前，新醫改正在積極推進與新加坡相似的臨床路徑和單病種收費制度，有望更好地控制過度醫療。“我們要記住希波克拉底的忠告，永遠‘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過多！’”胡大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