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務人員治療SARS病人義不容辭，但這義務的道德理由（基礎）是什么？是對從事某種有風險職業的“同意”。如果醫生有承擔某種風險的治療義務或者治療責任，那么必定是他“同意”這么做的結果。這是指對從事那些履行職責的同時存在著一定風險的職業或專業的同意。“同意”，是對有傳染風險疾病的治療義務進行倫理學論證的基礎。在人類對SARS病毒的認識非常有限、處于信息閉鎖和無知地位時，不知道如何進醫務人員冒著被感染的危險，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救治病人著生命危險或者肢體殘疾的危險而履行其職責的時候一樣，他們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英雄，而不僅僅只被視為一個勝

SARS流行期間，在被感染者中間，醫務人員占有相當的比例。據臺灣媒體報道，臺灣的醫生護士被感染者也很多，甚至出現醫師及護士請辭的情況，因為擔心感染SARS。這就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醫務人員是否有治療SARS病人的義務和拒絕治療SARS病人的權利？

在傳統意義上，醫務人員對病人的態度，取決于醫務人員的內心法則或外部職業規范的約束（倫理上的和法律上的）。醫務人員對患者提供治療的道德義務源自醫療衛生事業人道主義的性質，正所謂“醫本仁術”。在這種意義上對患者的治療不僅滿足了患者和社會的需要，也再現了醫療衛生事業崇高的職責和使命，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

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美國，由于HIV／AIDS這種致死傳染病的流行，引發了全社會對治療義務這個問題的強烈關注和和熱烈討論。一位著名的心臟外科專家就曾聲明他不給HIV陽性患者實施手術。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學者們使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證，絕大大多數作者都確認了醫務工作者對HIV／AIDS患者的治療義務。按照英國哥倫比亞中心HIV／AIDS操守行動準則聲明（1993），HIV／AIDS的患者擁有與其他所有人相同的得到醫療護理和尊重人的治療權利，因此，醫務工作者有責任為他們提供醫療和護理，醫務人員拒絕治療護理HIV／AIDS患者，或者要求患者先進行檢測才決定是否對他們提供醫療和護理，這都是得不到倫理學辯護的。

構成治療義務的道德基礎是什么？有學者認為是每個人的公平的或者叫公正的醫療保健權構成了醫務人員治療的義務。但是，醫療保健權的公正，并不能構成治療義務的道德基礎。因為如果一個人擁有公正的醫療保健權利，那么必定有一種相關聯的社會責任保證提供適當的醫療保健。不過，這是一種社會責任，不是一種直接賦予每個醫務工作者提供醫療保健的個人責任。雖然社會可以通過讓醫務人員與個人建立契約的辦法使醫務人員選擇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來保證所有的必要的醫療保健。這種建立在自愿基礎上的契約與一般道德上的治療義務無關。

一般地，分配好處／承擔風險的機制是，即能夠構成治療義務的道德基礎應該是對從事某種有風險職業的“同意”。如果醫生有承擔某種風險的治療義務或者治療責任，那么必定是他“同意”這么做的結果。這是指對從事那些履行職責的同時存在著一定風險的職業或專業的同意。這里的“同意”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是對有傳染風險疾病的治療義務進行倫理學論證的基礎。在社會生活中，消防隊員、人民警察在選擇他們的職業生涯時，投身于與其職業相關的訓練時，承諾遵守職業道德和工作操守規范時，他們事實上就已經意識到自己在典型的職業情形下可能會面臨的種種危險，就已經作出了決定：同意面對那些履行其職責時可能會遇到的重大危險。于是，消防隊員或者警察有責任或者說有義務面對他們的職業危險。醫學與此十分類似，也是具有某種風險（傳染）的職業。進入醫學領域或者說從事醫學職業是人們的自主選擇，通常，醫生們也了解被疾病傳染的危險。于是，作為一種自由意志的結果，醫生開始進入其職業角色，就同時意味著同意接受符合某種標準的傳染風險。通常他們不僅會意識到這些典型的職業危險，也會意識到在特殊例外情形下可能會面臨的特殊危險，雖然他們也許并不知道這種特殊危險可能發生的概率究竟有多大。

不過，盡管如此，在某些特殊例外情況下的危險仍然可以被視為是超出職務范圍的。根據近日的美國《科學》雜志網站發表的兩份最新研究報告顯示，如果對SARS采取嚴密的公共衛生防護措施，這種新型疾病的傳播是能夠得到控制的。而且科學家們進一步分析后認為，公共衛生措施能夠有效控制非典流行。盡管如此，在SARS疫病流行的初期，在人類對SARS病毒的認識非常有限的時候，加上隱瞞疫情必然使廣大醫務人員處于信息閉鎖和無知地位，他們不知道如何進行防護，導致眾多醫務人員被感染。這個時候醫務人員冒著被感染的危險，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治救病人的行為，可以被視為是超出了他們的職責范圍，但更應該被視為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就像消防隊員真正冒著生命危險或者肢體殘疾的危險而履行其職責的時候一樣，他們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英雄而不僅僅只被視為一個勝任的醫護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