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這么多年的神經科大夫后我深深感到，僅僅作個手術大夫太不夠了。我國腦血管病每年發病人數達200萬，致殘率和死亡率這么高，讓神經科醫生能不揪心嗎？國家科技部把我們找去開會談腦血管病，‘九五’、‘十五’攻關都有這個課題。目前的問題主要是，靠現有的醫學體系，單純的內科用藥或是外科或是介入，各個專科單槍匹馬地去治療，事實已經證明，都不能完全解決病人的問題，不能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在以往，神經外科醫生或是介入醫生對病人一般只管到手術后這一段，病人在你的科里最多住一兩個月，出院后情況的反饋就很少了，很少人會去考慮他們手術后的功能恢復和其他問題。”凌鋒教授深有感觸地說。

從2001年開始，由凌峰教授領導的北京市腦血管病中心形成了一種新的診救治康一體化的全新模式，其技術路線為：與市內急救機構密切配合形成一條龍的綠色通道→病人送到急診室后，由腦血管病專科醫師首診→立即進行神經影像的CT、MRI或超聲檢查→以影像學為基礎作出病因的診斷，例如，是腦卒中還是腦血管畸形，如果屬腦卒中，則是出血性還是缺血性？→據此作出治療決定，是手術？還是介入？或是藥物治療？→手術后進入內科進行糾正性治療，技術的交融→患者如需要則及時加入康復治療，及時到從手術后送入病房即開始康復治療，然后可延伸到患者回到家中，繼續在醫生指導下進行康復訓練。這個腦血管病人的一條龍綠色通道，“龍頭”與急救部門緊密配合，直接進入到社區患者的發病地。“龍尾”的康復期又延伸到社區、家中，將多種治療康復手段隨機聯合使用。

最為可貴的是，這一系列的治療活動已經形成一系列的治療規范，如綠色通道操作規范，缺血性腦血管病內外科聯合治療規范，高血壓腦出血治療規范等等十余項操作規范。這個模式已推廣到的北京的首鋼和大興區，此外河北、河南、江西、貴州的一些地區和哈爾濱、重慶、昆明等地，也成立了他們的腦血管病分中心。

不是各管一段的接力棒

近年來，神經科病人特別是腦血管病人的綜合治療問題一直縈繞在凌鋒的心頭，她舉了個例子：“比如，2002年5月我們把香港鳳凰衛視的劉海若接回國進行治療，當時如果我們只管到手術后，把她救活了，應該可以算完成任務了，但是她以后的一生怎么辦？就那么永遠躺在床上嗎？我早就對很多其他學科知識如心理、康復訓練等等很有興趣，恰逢海若來了，我們已經做的一些工作正好用在了她的治療上，在搶救海若生命的同時，我們就開始了對她肢體和智力康復的訓練。”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海若的治療綜合了神經內外科、高壓氧醫學、中醫藥、內分泌、檢驗、理療、精神、心理、康復甚至包括藝術等等多種手段，是多元的。凌鋒教授專門去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從他們那里引進了認知軟件，用在了海若身上，每周為她設有兩次認知課。在后期治療中，要求海若每天要上五層樓，走幾千米；要讀書，看圖形，畫畫，計算數字，聽音樂。每周有一次心理輔導和談話，還有針灸等一些治療。為了能夠讓她堅持下來，不枯燥乏味，今年初凌鋒教授又給她每周加了兩次“舍賓”訓練課，請教練為她設計舞蹈，開“小灶”，以增加她肢體的協調性和動作感，凌鋒說：“這是健美活動給我的靈感。如果沒有這些綜合治療，她肯定是恢復不到現在這樣程度的。所以我說，從對病人的治療中會學習到很多東西，病人的需要可以豐富你的意識和治療手段。”

凌鋒說，這些治療手段不是各管一段，不是接力棒的關系，而像是一個盆里的面，要用手去糅合在一起。我們在宣武醫院領導的支持下形成了這樣一個多學科的腦血管病中心，各個學科可以圍繞著一個病人轉。這個“面”該加多少水，該揉個什么形狀，“揉面人”可以根據病情病程綜合調動各種手段。

松散的聯邦緊密的合作

凌鋒教授說，以前我是個醫生，就只管把手術做好，后來我感到多種技術的融合對病人的治療有好處，但最初還只限于神經外科、介入與內科的合作。現在我們的“面團”越揉越大，把急救、急診、超聲、核醫學、神經影像、神經病理、基礎研究和康復等等，都揉進來，可以說是“松散的聯邦，緊密的合作”。腦血管病中心每周二有個聯合查房，8個學科人員共同面對一個病人，對診斷難決的病例共同討論，如此大的中心樞紐，七八個科室共同分析資料，對每一個科室的醫師和實習學生、進修醫生來說，都能從其他學科的認識中，得到極為豐富的啟示和寶貴的收獲。

在這個綜合治療新模式的各個環節和鏈條中，凌鋒反而更強調了需要“術業有專攻”。比如神經外科的監護室過去力量不足，現在就挑選出幾位優秀的研究生去加強這個科室，使之獨立成為外科的“紅色保險箱”，還專門招了一名博士來負責術后肢體康復和智力恢復訓練。凌鋒說：“在我這里決不扼殺每個人的興趣，我希望他們都能做專做精，做到病人來你這里就放心安心。就像太陽一樣，底氣越足，你發出的光芒才越大。越是獨立化專業化，專精深，才越能加強整個系統的保險系數。但同時，每個小單位的醫師一定要有綜合的概念，病人需要做什么治療，應該轉入哪里，都要服從病情的需要。例如有位患者手術后送入了康復室，但又出現了腦積水，那就再送回外科治療。顯然，這是新模式與以往一些醫院里容易出現的把病人拉到或留在自己科室的最大的不同，受益的當然是病人。”

不搞惟我獨榮

但是怎樣長期維護這樣的合作呢？凌鋒講了一段頗有哲學意味的話：“如果我與一家合作只取20％的話，看起來80％都給了別人，我得到的似乎太少，但是我如果因此而取得與十家合作的機會，我得到的是十家之長，就是200％。我們不去搞掠奪別人醫學資源的事情，你如果搞一錘子買賣，殺雞取蛋，你最終只能得到一個蛋。我們不搞惟我獨榮，一枝獨秀，而是一榮俱榮，大家互相配合，都受益，都得到發展，這有利于資源的最大限度使用，最終用于患者的治療，是多贏，因而會經久不衰。還有的人總想著自己的經濟利益。其實你如果與各個學科團結協作好了，為病人服務好了，能治好病，病人多了，課題也有了，經濟效益自然就會好。我們的這個模式還放大到基層社區和外地，很多人來我們這里進修，所謂技術扶貧，實際上是既教技術，更要給理念，有了理念，不具備硬件設備的不發達地區，醫務人員也可以結合自身條件開展一些防治和后期的康復活動。

學科帶頭人要“作結構”

隨著這種新的治療理念，神經科醫師的知識結構也要有相應變化，其臨床基礎包括：腦血管解剖、血液動力學、流行病學、發病機制、自然病史。臨床技能包括：對CT、MRI、血管造影、超聲等的影像判讀，神經外科和介入的手術操作，藥物的合理應用，特別是各科醫師都要具備一些神經康復的知識，同時要學習一些作隨訪和向群眾做健康教育的方法。與其說向群眾作科普宣教，醫生可能更應該首先改變自己的行醫觀念，最重要的是，要有合作意識，團隊精神。“整理自己的思緒我感到，現代醫學技術發展非常快，手段很多，作為學科帶頭人，很重要的是‘作結構’，作現代醫療新模式，把各種技術糅合在一起為病人做最好的治療。哲學是萬物之理，我們把這種多元的新的哲學理念引用來指導海若的治療實踐，不光使她活過來，還能使她站起來，走起來，甚至重新當記者主持人去采訪。她現在不論是神志還是肢體動作，都逐漸在接近于正常人，只是一個恢復的時間和程度問題了。我們就是用這種新的模式，把對海若的治療效果推廣到更多病人身上。”

不知不覺中的變化

如果大家稍加留意的話就會發現，在我們的醫院里，在科室里，在很多醫生的意識里，行醫方式已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一些改變——在醫院的布局上，在學科的設置上，在醫生的行為方式上……這些變化可能是借他山之石來攻玉，也可能是對傳統行醫的重新認識。本期起，《探求》版將陸續推出一組文章，報道這些變化，同時歡迎各地醫生們把你們的一些變化也寫給我們，讓我們大家共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