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絕大多數人氣喘吁吁爬上二層樓的時候，湯釗猷教授已經在十八層樓上‘觀風景’了！”

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上海中山醫院肝外科副主任周儉教授以短短一句話為自己追隨多年的恩師湯釗猷做了形象的勾勒。

為什么湯釗猷教授能夠在與世紀“癌王”肝癌的長達36年的較量中屢屢勝出，為什么他能一次又一次改寫世界肝癌診治的歷史？關于湯教授的許多“為什么”在周儉的一句話“速寫”中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在患者眼里，他意味著“康復”在世界面前，他代表了“中國”

1991年，上海。來自26個國家的600位代表興奮地觀看了上海國際肝癌肝炎會議開幕式上的大合唱。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大合唱，唱歌的演員都是肝癌切除術后生存10年以上的“病人”。他們以嘹亮的歌聲告訴世界：中國的肝癌診治早已沖破近一個世紀的“黑暗”，跨入了國際先進行列。

曾幾何時，肝癌被視為“癌中之王”、“癌癥的堡壘”。與其他多數癌癥相比，它頭上頂著5個“最”：最難發現、最難診斷、最難治療、發展最快、預后最差。1971年，美國斯隆·凱特林癌癥中心的一位學者在國際癌癥研究最權威的《癌癥》雜志上發表其研究結果稱，1905～1970年全世界僅有45例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即65年間平均每年不足1人！

更不幸的是，“癌王”似乎特別“青睞”中國人——全球因肝癌死亡的人中竟有一半在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人得了肝癌就如同接到了“死刑判決書”，一條鮮活的生命在短短數月內就會被死神奪走。肝癌病人從醫院“前門走進來，后門抬出去”，“病房里總是哭聲不斷”……憶起當年在上海中山醫院看到的慘景，湯釗猷教授仍余痛未消。

上世紀60年代末，周恩來總理向全國發出了“攻克癌癥”的號令。當時年近40歲、已在血管外科領域頗有建樹的湯釗猷再也坐不住了，決意踏上與“癌王”拼爭的漫漫征途。

然而中途轉行乃醫家大忌。湯釗猷硬是把自己關在原上海醫科大學圖書館苦讀整整5載?！皝喤R床肝癌”（尚未出現臨床癥狀的小肝癌）的發現，便是對他艱辛付出的極好回報。

1972年，在江蘇啟東肝癌高發現場調研時，湯釗猷和他的同事發現沒有肝癌臨床癥狀，但血液中甲胎蛋白陽性的人一年之內死亡率竟達80％！他敏銳地意識到甲胎蛋白在早期肝癌的診斷中可能具有重大價值！冒著風險，他說服一位“飯吃得下，農活做得動，沒有任何不適”，但甲胎蛋白陽性的農民兄弟“開了一刀”，手術結果證明這位農民確實患了肝癌，癌腫只有棗子般大小。其后，更多的臨床實踐和現場調查驗證了湯釗猷的觀點。

肝癌早期發現、早期診斷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確立。大批無臨床癥狀的小肝癌病人被“篩”了出來，肝癌的有效治療時間大大提前，小肝癌的手術治療在全國許多醫院開展起來，無數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僅湯釗猷領導的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至2000年已切除直徑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1326例，患者的10年生存率達到43.8％。肝癌病人治療后不僅從醫院的前門走了出去，而且紛紛重歸田間地頭、重返賽場、重執教鞭，甚至還有結婚生育的。

上海某工廠的車工小潘，1975年經湯教授成功切除直徑3.5厘米的肝癌，11年后結婚生育，如今女兒都快要高中畢業了。每每談及湯釗猷教授對自己的救命之恩，小潘總忍不住淚眼婆娑。

1978年，湯釗猷教授和助手首次現身國際“舞臺”（出席第12屆國際癌癥大會）時，“飛行34小時每人花掉1萬元，但是僅僅被安排在最后一個下午在小組會上講了5分鐘”，但隨著小肝癌等系列研究的影響日益擴大，中國人不容再被忽視。1982年，湯釗猷躋身最重要的國際肝癌會議主席團“六巨頭”行列；1990年和1994年，他成為國際癌癥大會肝癌會議主席和共同主席。

“亞臨床肝癌這一新概念是人類對肝癌認識與治療的巨大進展?！爆F代肝病學奠基人、美國西奈山醫學中心的漢斯·珀玻教授在為湯釗猷教授主編的英文版《亞臨床肝癌》一書所作序言中這樣寫道。國際同行公認，湯釗猷教授在世界上最早系統提出“亞臨床肝癌（小肝癌）”新概念及其完整的理論體系，為人類征服肝癌所作出的貢獻是“里程碑式”的。

1985年，小肝癌研究成果榮獲我國醫學界首批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識變”與“促變”：辯證思維出神入化

湯釗猷教授笑言自己這輩子只干了“兩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將不能切除的肝癌縮小后切除，還有“半件事”是目前正在進行的肝癌轉移復發研究。波瀾壯闊數十年，竟被他以寥寥四字一代而過。然而，在他的學生和同事們看來，“回眸湯釗猷教授斗‘癌王’的歷程，就如同閱讀一部脈絡清晰、情節豐富的小說，引人入勝”。其中的絕妙之處，在于他能出神入化地應用唯物辯證法，在“識變”與“促變”中智斗“癌王”。

“回顧肝癌研究的整個歷程，一個‘變’字貫穿其中，無處不在，而且永無止境”湯釗猷教授說。肝癌的現代科學研究已有百年歷史，但最初的大半個世紀幾乎“紋絲不動”。經過將甲胎蛋白與小肝癌掛鉤，肝癌的診斷終于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昔日最難診斷的癌癥一躍而為較易診斷的癌癥，只要驗一滴血，即可能作出頗為正確的診斷。然而，這一飛躍的產生是有其深刻歷史根由的。首先，如果沒有打破千百年來醫生“等病人”的慣例，深入農村“找病人”，湯釗猷和同事們就不可能在肝癌普查中捕捉到亞臨床肝癌的“蹤跡”。但觀念的轉變與重大發現之間還不能劃等號。1973年，國外學者在非洲同樣用甲胎蛋白普查自然人群，就未能得出甲胎蛋白有早期診斷肝癌價值的結論。由于進行了細致、科學、持之以恒的研究，中國醫生才得以比美國同行足足早笑了10年。

都知道小肝癌會長成大肝癌，但是，大肝癌能不能“變”小呢？

1980年，一位右肝生出腫瘤的病人前來求治。因他的腫瘤太大，加上肝硬化，無法切除，只得做“姑息性”的肝動脈結扎合并插管化療。令湯釗猷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后患者的腫瘤明顯縮小。這是偶然事件還是必然現象？湯釗猷抓住這件事不放，設計并實施了一系列實驗，結果發現經過積極的綜合治療，大肝癌的確可以“變”為小肝癌。他和助手對縮小后的腫瘤進行二期切除，竟取得極好的療效。那些原先只能生存幾個月的巨大肝癌患者，經肝動脈結扎、插管化療和導向治療等“多管齊下”，腫瘤縮小后切除，64.7％的患者生存了5年以上。

難與易，大與小，變與不變、必然與偶然……湯釗猷教授就是這樣在不斷的哲學思辯中實現了一次次跨越，一步步逼退了“癌王”。

■他“挺身試苗”：“先在我身上種！”

多少個不眠之夜，見證了青年湯釗猷隨石美鑫教授一同成功施行國際首例主動脈弓同種移植術，同楊東岳教授一道成功完成世界第一例至第五例足趾游離移植再造拇指術，與肝外科同仁一起反復驗證、推敲小肝癌的早診標準……“當時心里就是憋著一股勁兒，要報效國家，要為人民拿出新東西！”

“報效”二字傾吐了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醫學人才的共同心聲。

湯釗猷1930年出生于廣州，少年時代由澳門移居上海。舊中國的國力貧弱與民不聊生在湯釗猷的內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沒有黨和政府的扶助，這個城市平民的孩子連做夢也不敢想自己能跨進大學的門檻。

1999年，湯釗猷與幾十位同班同學一起慶祝就讀上海醫科大學50年。他們班畢業45名同學，竟出了4名院士，除湯釗猷外，還有顧健人、姚開泰和鄒岡。大家皓首相見，還在捫心自問是否對得起國家和人民！

懷揣一顆報國為民的赤子之心，湯釗猷教授近乎“狂熱”地投入自己的事業：上世紀70年代走村串戶調查肝癌，由于條件艱苦，防護設施差，他被乙肝病毒感染了，但是這絲毫未能阻止他再三奔赴現場的腳步；80年代，所里一位醫生提出接種卡介苗改善肝癌病人免疫功能，得到湯教授的支持。但接種卡介苗會導致小腿潰爛，沒有病人愿意嘗試。湯釗猷“挺身試苗”：“先在我身上種！”2001年底，他不幸骨折，臥床仨月，但仍以極其頑強的毅力抱病帶領全所人員完成了《肝癌轉移復發的臨床和基礎》一書的編寫工作，并組建了6個以年輕的教授（副教授）為組長的課題組。據說，在最“玩命”的上世紀80年代，湯釗猷的體重最輕時僅有47公斤。

“要成為新時代受人民歡迎的好醫生，光埋頭看病是遠遠不夠的，只有站在世界前沿，不斷推進醫學科技進步，才能為國家和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睖撻嘟淌诘倪@一段內心剖白，實際也揭示了他幾十年醉心科研的“秘密”。

2003年4月，國際頂級雜志《自然醫學》發表了湯釗猷教授指導的博士生葉青海副教授等題為《應用肝癌基因表達譜預測乙肝病毒陽性肝癌轉移》的論文，進一步確立了我國肝癌研究的國際先進地位。

葉青海告訴記者，這一成功首先得益于湯老師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把全所的戰略重點轉移到“攻克肝癌最重要的戰役”——肝癌的轉移復發研究上。其次得益于湯老師注重“走出去，請進來”，開展高層次的國際合作。經過全所不斷的努力，終于初戰告捷：在臨床上，經采取綜合治療措施，已經使肝癌復發率有所下降；在基礎研究方面，已先后于1996年在國際上率先建成裸鼠人肝癌高轉移模型，1999年在國際上率先建立高轉移潛能人肝癌細胞系，2001年又建成國際上最早的相同細胞遺傳背景人肝癌高、低轉移細胞系等，為實現利用標志性基因預測肝癌轉移等重要突破奠定了堅實基礎。

“登峰之道，高瞻方能遠矚”，他的弟子之一，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上海中山醫院肝外科副主任欽倫秀教授認為，這句話是對湯釗猷老師對事業的不懈追求和他幾十年所處學術地位的最好寫照。

對于湯老師不久前榮獲2004年度白求恩獎章這件事，欽倫秀教授還有一個頗為獨特的詮釋：“國家把白求恩獎章授予湯釗猷教授這樣的學術巨擘，可以說是賦予了白求恩獎章新的時代內涵。我們的抗癌事業不僅僅需要他去治好一個或幾個病人，更需要他對學科甚至整個領域指路，需要他帶領大家到世界爭取一席之地?！?BR>
■“我時常被偉大的東西所感動”

在去上海采訪湯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