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在接受中央電視臺專訪時，透露了衛生部已經基本決定要取消醫院藥品加價的重大決策。頓時一石激起千重浪，醫院、患者、藥店、藥企以及藥品流通部門等相關人士紛紛就此發表看法。

很顯然，衛生部的這一舉動是對溫家寶總理“看病難，看病貴”這一說法的回應。根據《第三次全國衛生調查》數據得知，我國居民平均每次門診費用在2003年達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長了57.5％；而每次住院費用達到了3910.7元，上漲了76.1％，都遠遠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

長期以來，藥品收入在醫院收入中至關重要，醫院藥品的批零差價就是一個明證。所謂“藥品批零差價”，是指政府取消對醫院補貼后，為了彌補醫院的成本，國家準許醫院藥品加價15%，作為醫院的收入補償。然而有關調查顯示，一般整個藥品收入要占到醫院總收入比例的50%左右，大型的醫院由于手術眾多，其比例占45%左右，至于普通的二級醫院，這個比例要占到60%，有的甚至到70%左右。如果要取消醫院藥品加價權，這對醫院的生存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

細究公立醫院的收入來源，其中一部分來自于政府的專項撥款和補償撥款，但是由于補償額度杯水車薪，一般只占醫院經費支出的10%左右，有的甚至低至3%～5%，這還不夠離退休人員工資的發放。換言之，90%左右的費用需要公立醫院自己通過經營來解決。 除去政府的撥款和補償資金之外，醫院的經費主要就來自于無形的醫療服務收費和有形的物質形式收費了，前者包括掛號費、手術費和床位費等，后者包括藥費、醫療器械費和設備檢查費等。然而目前無形的醫療服務費卻仍然執行計劃經濟時代的定價標準，一個普通醫生門診掛號費只有幾元錢，專家的門診掛號費大約10元左右，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專家的門診掛號費有所提高，達到幾十或上百不等；至于醫生的一臺手術費也只在幾十到幾百元之間；而床位費也不遑多讓，作為護理人員勞動價值體現的床位費，一天只有十幾元。

無形的勞務費過于低廉，醫院被迫挖肉補瘡，采取以藥養醫的手段，通過有形的藥品、醫療器械收入和加大設備檢查力度來彌補醫護人員的收入損失。例如一臺心臟搭橋手術，其搭橋所用的一只進口支架價格要達到上萬元，其中防凝的涂藥支架甚至高達3萬元，而醫生的手術費只有千把塊，在生存壓力面前，拆東墻補西墻，對于醫院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當我們考察藥品從生產到使用的全部過程時，會發現把藥費高企不下的板子完全打在醫院的身上也是偏頗的。藥品生產流通過程中，一種藥品如果廠家的制造成本為幾元錢，出廠時價格大概在十幾元，中間經過流通渠道的層層加價大概要達到幾十元甚至到100元左右，醫院在此基礎上加價15%再轉手賣給患者，這15%并不算高，更何況這15%還要補貼藥品在醫院的儲存成本和流通成本。

追究至此，我們應該明白醫院藥品收入問題的癥結所在了，現在衛生部擬定取消醫院藥品加價，紓解眾看病貴的問題，應該說其動機良好，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為此個人建議首先政府應該加大醫院投入，給予公立醫院增加相應的補貼。從政府職能來看，財政應當從投資型財政向公共型財政轉軌，即增加人民的健康投入、教育投入等。

其次，提高醫護人員的服務價格，建立正向的激勵機制，這不但體現對醫護人員的勞動價值和對知識產權的尊重，而且也有利于沖破“以藥養醫”的陳規陋局。在內地看一次感冒大約100元左右，其費用的組成情況為10元的掛號費和90元的藥費；在香港的私人診所看感冒價格也是100元左右，其費用的組成情況是80元的診金和20元的藥費（三天）。兩相對比，不難發現國內醫生的人力資本何其低廉，如果此刻能夠提高醫療服務價格，那么醫生看病時必然會大大降低多開藥，開貴藥的沖動，對于患者來說也會大大降低看病成本，可謂一舉兩得。

最后，要想解決溫總理所說的“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勞動社會保障部也要發揮作用。我們在國內調查時發現，某些地區自費病人的比例平均達到60%，最高的甚至達到73%。昂貴的醫療費用，缺乏社會保障和貧富懸殊導致許多基層百姓“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要扭轉這種局面，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加大醫療保險的覆蓋率和普及率，以便惠及更多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