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天舉行的“中國醫院協會報告會”上，衛生部部長高強總結和分析了導致現行衛生系統“病況”的六個“病因”，并直言：政府舉辦公立醫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讓它為政府掙錢，而是為群眾提供廉價有效的醫療服務”。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是對公立醫院在“以藥養醫”旗幟下逐利的現象的斷然否定，也是對一度迷失的醫改方向的有力匡正。這意味著公眾和媒體呼喊多時的“公立醫院回歸公益”得到了衛生主管部門的熱烈回應，醫改將致力于提供更多的公共衛生產品。

高強所說的六個“病因”，大多由逐利而起。“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趨勢”說的是國家用于衛生事業的財政支出太少，其比例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緣于一段時間以來，各級政府或多或少存在的“GDP崇拜”，過分強調衛生事業的公益性，勢必影響GDP的增長率，因而投入的積極性不高。“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均衡”說的是投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全國的醫療資源80%在城市，20%在農村；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原因是投入大城市、大醫院，看病的費用高，“回報”自然高一些。這種符合“利潤最大化”原則的產業化思路，卻導致公立醫院愈來愈遠地背離了其本該具有的公益屬性。這種思路發展到極端，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醫院反哺政府”的現象。這兩個“病因”可以歸納為一種廣義的“逐利”心態。

“公立醫院運行機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傾向”，起因在于政府投入不足。二十年前，政府衛生事業費占財政支出的3.1%，到2001年，這一比重下降到1.7%。換一個角度看，1991年政府衛生投入占全社會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是23%，十年后下降到15%。政府投入不夠維系醫院開支怎么辦？公立醫院獲得藥品加價15%的權力，“以藥養醫”格局逐漸形成，進而發展到醫院“以利為綱”的地步。

“藥品和醫療器械生產流通秩序混亂”，源自個人的逐利行為。一支頭孢他啶出廠價30元/支，零售價78元/支，除去醫藥公司5%的加價和醫院15%加價和，仍有24元的差價去哪兒了？在醫藥代表的運作下，醫院的院長、藥劑科、科室主任、醫生、庫管員甚至劃價員都可以利益均沾。在豐厚的個人利益誘惑下，在“以藥養醫”的合法庇護下，逐漸滋生出一條集體腐敗食物鏈，而處在最底端被吃的是病人。

要解開當前一團亂麻的衛生病狀，就要消除這三種逐利心態。首先是政府應放下廣義的“逐利”心態，大幅增加投入，合理配置投入，紓解公立醫院的逐利心態，使之回歸公益的軌道。而個人的逐利行為卻不是增加政府投入就能解決的，如果監管手段跟不上，再多的投入也改變不了“食物鏈”健碩的胃口。監管的重點不妨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加強新藥審批的監管，不要再鬧“一年受理一萬多種新藥申請”的笑話了（2004年，美國FDA僅受理了148種），堵死舊藥改頭換面后漲價的路，“降價令”才能發揮作用。二是不能放任“一個醫藥代表腐蝕一座醫院”了，醫生不講醫德，怎能做好公益服務？

去年年中，高強曾在一次形勢報告會上痛斥某些醫療機構“見利忘義”，并坦言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今年年初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高強提出要控制公立醫院特需服務，建立醫療救助基金，不許見死不救，同時要求各地建立平價醫院或平價病房。“六個病因”已經是高強近來第三次就“看病貴、看病難”強力發言了。雖然誠如高強所言，解決問題不能指望“畢其功于一役”，但我們欣喜地看到，衛生主管部門改變現狀的決心很大，分析病灶越來越準，我們也就有理由期待其藥方更加對癥，使群眾看病真正方便實惠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