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以來，國家發改委《關于加強醫療器械價格管理的公告（征求意見稿）》備受業內關注。日前，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國家發改委曾定于5月25日上網公布該征求意見稿。但截至記者發稿時，在國家發改委的網站上并沒有看到該稿。5月31日，國家發改委等八部門聯合發出《關于進一步整頓藥品和醫療服務市場價格秩序的意見》，提出了八項治理整頓措施。其中，第四條就是對醫療器械價格進行必要的干預。

該人士表示，國家發改委此次價格干預態度堅決而審慎，這一點從征求意見稿延期上網公布就可以看出，因為業內對干預措施中的部分條款異議較大。

向流通領域開刀

一直以來，我國對醫療器械的價格實行放開管理，即由市場自主調節其價格。但近幾年，醫療器械購銷領域，尤其是高值醫用耗材暴露出的價格問題引起了國家發改委的注意。2003年，國家審計署對北京10家醫療機構進行的專項審計發現，2001年以來該10家醫院收取藥品和醫療器械廠商等支付的各種折扣、回扣、贊助等費款約3億元；抽查6類35種進口一次性醫療器械，最終賣給醫院的價格平均為報關價的3.34倍。例如用于心臟手術的某規格球囊，報關價為每個496元，經過逐級代理到患者手中時驟升到7000元，加價13倍。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醫藥價格處負責人表示，在醫療器械購銷秩序混亂，流通暴利不斷暴露出來后，政府開始思索：怎樣才能既保證醫療器械產業健康發展，又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結果表明，必須對醫療器械價格進行干預。

該負責人表示：“這次對醫療器械價格進行管理的總體思路是：建立一定的規則，把價格形成過程公開化、透明化，以規范市場購銷行為。干預的主要目的是壓縮中間流通環節的不合理利潤。”

中國價格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侯嘉認為：“高值耗材在流通領域平均加價2～3倍，通常加價3～4倍。而醫療器械不同于藥品，價格高昂，高值耗材動輒幾千上萬元，加價3～4倍不可思議，政府針對的就是中間的不合理費用和利潤。”

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企業一直在強調，費用中有相當一部分用于培訓、售后服務等，但這些費用到底是多少，在產品價格中占多大比例，始終沒人說得出來。顯然，此中水分很大。中間環節的加價太高且不明不白，除了正常的銷售費用，其中更多的是不規范行為產生的不合理利潤。因此，限定流通環節的總加價率成為此次價格干預中的首要措施。

根據該征求意見稿，凡列入監測目錄的高值醫用耗材，最高流通差價率為25%，即不管該產品有幾級代理，其總加價率在出廠/口岸價基礎上最多只能加25%。這一限定，對于已習慣平均加價2～3倍的眾多生產經營企業來說，無疑是一道“緊箍咒”。

“后附加值極高的產品在流通領域加價25%根本不夠！”北京奧斯比利克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梁曉伶說，“骨科植入物本身就是一種高技術、高風險的產品，市場正處于起步階段，價格不但要體現研發投入、知識產權維護、風險賠付等費用，更要在流通環節體現其專業的服務價值。”她認為，流通差價率一定應體現代理商高技術服務附加值。“對于骨科植入物來說，加到100%都不夠。賣骨科產品和賣糖煙酒是不一樣的，甚至和藥品也不一樣。患者端杯水自己就能服藥，而骨科植入物是一種高服務性的產品，廠家及經銷商在向醫院和患者提供產品的同時，還提供一種專業的服務。如為業務人員和醫生提供培訓、為手術提供跟臺服務等。其中僅人力成本、培訓費用、輔助工具等支出也不會低于30%。加上風險先行賠付、醫院回款拖欠、增值稅等，銷售和運行成本都較大。如果僅有25%的加價率，還有誰會愿意做這一行呢？”

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會長姜峰指出，醫用耗材的加價率不僅與生產廠的供應價相關，更與經營方和醫院承擔的工作、管理、責任及付出的成本相關，且各類產品流通差價率差別也較大。雖然目前業內尚無法拿出統一的數據，但僅就上海市部分耗材的平均流通差價率而言，也普遍遠高于25%的限定。如人工晶體的平均差價率為53%，骨釘、骨板的平均差價率為48%。另外，有業內人士還算了這么一筆賬：假設經銷企業不發生辦公、人員、物流、損耗和其它運作費用，流通加價率取25%，允許稅前利潤為20%，則其支出為：增值稅25%×17%=4.25%；財務利息費用（醫院普遍長期不回款）6%；應付招標費用3%；所得稅25%×20%×33%=1.67%，四項小計為14.92%。“實際上辦公、人員、物流、庫存損耗、保險和法務、醫生培訓、市場支持、其它運作費用遠遠超過以上4項的總和。按目前征求意見稿的加價率，經營企業無法生存。”該人士強調。

但也有人說，25%的差率也并非毫無根據。國家發改委此舉的目的是讓經銷企業只承擔物流配送工作。根據正常流通下所發生的倉儲、配送、經銷管理費用，及現實情況下以直銷方式所發生的費用計算，銷項減進項，25%的差率應該是合理的。

產業利益鏈待調整

針對差價率之爭，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醫藥價格處負責人站在監管部門的角度提出問題：“都說差價率偏緊，那么，到底多少才算合理呢？誰能給出一本明白賬？”但至今，該負責人也沒有拿到這本所謂的“明白賬”。

其實，“賬”并非沒有，只是太過復雜。曾有一家企業的老總公開表示，25%的差率實在太緊，愿意幫管理部門算算其中的必需費用。但沒幾天，這位老總就受到業內資深人士的勸誡：“不要把圈內的事說得太明白。槍打出頭鳥。還是應先商量一下再說。”

侯嘉表示，過去，醫療器械營銷工作由經銷商承擔，諸多不規范的行為也常在這一環節產生。而我國經營企業多而雜亂，不易監管，因此國家發改委希望通過價格干預讓生產商參與部分營銷活動，以加大生產企業的責任，便于監管。這一觀點得到了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的肯定：“宣傳、培訓、售后、技術服務、維修等是生產企業的事，今后要由生產企業做，費用可打入出廠價，不能再放在流通環節。”

有業內人士表示，通常情況下，在我國醫療器械市場中，生產企業并不直接銷售醫療器械產品，他們需要找一家實力較強的醫療器械公司作為代理商。隨后，獲取代理權的公司在不同的區域內尋找區域代理商；區域代理商再把產品發給省級銷售商；省級銷售商還要在市、縣成立分銷商。經過這些環節后，醫療器械產品從出廠到進入醫院至少經過4個環節。4個環節形成一個利益鏈條，層層加碼并最終由患者埋單。

“由于患者使用醫用耗材的選擇權掌握在醫生手中，所以無論對患者還是對企業而言，醫生都掌握著’生死大權’，利益集中在醫院一頭。”據有關媒體報道，在整個鏈條中，醫院的利益占到35%～45%。

在國家發改委的征求意見稿中，對于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加價率也有限定，高值耗材最高加價為300元。侯嘉認為，至少從賬面上看，目前醫院對于醫療器械的加價率是比較合理的。有業內人士指出，有相當多的灰色收入并不走醫院財務，而是通過其他形式流進了醫生的腰包。但是，在現行醫療體制下，人們似乎也無法過多地指責醫院和醫生。梁曉伶建議國家加大財政投入，增加醫生的收入，“他們做一個側彎手術，七八個人忙一上午技術費用不到2000元，有媒體報道，做個一萬多元的導管植入術，專家忙4個小時，技術費用才4元多錢”。

有企業負責人激憤地說：“體制不順，整個利益鏈條都存在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國家應進行綜合治理，如增加醫療財政投入，加大打擊商業賄賂的力度，規范招投標制度，加強產品質量監管，打擊不法經營行為等，而不是僅僅對價格進行管理。”

行業前途多迷離

雖然該征求意見稿還未最終確定，但一位接近發改委的人士告訴記者，國家發改委對這次價格干預態度堅決，而企業對差價率的反對意見也比較集中，如果真要這么定下來的話，難以預測會是怎樣的效果。

不過，業內人士還是對產業今后的發展提出了看法。

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認為，國家進行價格干預將有利于醫療器械購銷秩序的好轉。但他同時也承認，僅靠單一的價格干預措施是不夠的，完善招標采購制度、加大打擊商業賄賂的力度，綜合治理才能促使醫療器械市場秩序好轉。加大生產企業的責任，可能短期內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但從長遠發展來說是一件好事，不但為老百姓負責，同時也將為企業創造良好環境，利于企業的健康長遠發展。

“一級級的代理商總共才有25%的加價率，這將動搖經銷商的生存基礎。”姜峰在發出感慨的同時也表示，“此次價格干預將對醫療器械代理制度產生很大影響，一批規模小、無實力的經銷商將遭淘汰。流通環節整合不可避免，相關生產經營企業都應該認真想一想，我們該如何在一兩年內順利實現軟著陸。”而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則指出，政府也的確希望借此改變經營企業散、亂、小的狀態。

由于分銷利潤大大減少，分銷成本將會加大。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認為，部分生產企業可能會轉變經營模式，會有一些企業從分銷走向直銷，針對干預措施采取應變之策。但梁曉伶表示，作為高服務性行業，高值耗材生產企業做直銷不太可能。尤其是市場發展潛力巨大的骨科植入物產業目前處于起步階段，如果利潤大降，生存困難，這幾年辛苦建立起來的專業供應鏈就不復存在，生產企業發展會出現大問題。

侯嘉表示，由于在高值耗材的購銷中，不規范的費用一直占較大比例，此措施一旦實施，其價格勢必會降下來，這對百姓無疑是件好事。同時，國家發改委及其他部門配套措施的跟進，有利于凈化企業競爭環境。不過，對經銷商的影響將很大，已有代理商準備轉行。其實，企業不必太過緊張，因為政策出臺后大家都還是處在同一起跑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