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發布《中國醫療衛生發展報告》(簡稱綠皮書)。綠皮書明確指出，中國醫療界目前存在“病人有病不敢就醫”“醫生變成‘商人’”“醫院建筑氣派”等5大怪相。

綠皮書還預測，未來5年，關于醫院改革的重大政策會陸續出臺。主要內容可能涉及鼓勵醫院投資多元化，對醫院資產評估、人員身份轉換及相關政策予以明確，允許醫院自主決定用人機制和分配機制，增加國家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建立并完善財政對公益性醫院的補償機制，提高部分醫療收費標準，推動建立醫院內部和外部競爭機制，衛生技術人員、醫院裝備等實現市場化配置，大力發展社區醫療服務，并納入醫療保險等。

怪相1病人被“看病貴”嚇跑

據綠皮書相關數據顯示，去年一年中，中國分別有約二成的城鎮居民和二成六的農民曾因為費用問題，在生病之時放棄去醫院治療。“大醫院的很多專家都有這樣的體會，很多疾病如果能在早期得到醫治，病人的痛苦可以減少，醫療費用也不會很高，但很多人采取不積極的就醫態度。”而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醫療費用過高。常有病人抱怨，得個感冒也得做全方位的檢查，“豪華奢侈的衛生服務費用”的增加使病人往往不花上三五百元就走不出醫院的門。

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在書中指出，看病難、看病貴總體還跟我國社區衛生服務制度和功能不健全有關。“關鍵是因為社區無法把病人留住。”由于6項功能到位的社區衛生機構非常少。不少地區新建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群眾提供的醫療服務中又缺少全科服務。因此，醫保職工基本不選擇社區，社區也很難見到大醫院轉回的康復期病人。

怪相2藥價高讓醫生變“商人”

一項調查顯示，現在的醫院主要收入來源是賣藥。醫生變成了“商人”，不僅要負責看病，還要負責盯著病人的口袋。

專家分析，造成這樣狀況的原因是我國實行醫院藥品加價政策。目前，國家允許醫院以批發價進藥，以零售價出售給患者，賺取其中15%的合法批零差價。這是國家為替代補助不足而給予的政策性補償。但現在，這卻成了大多數醫院的主要經濟來源。藥品越貴，醫院得到的利潤就越多。

據統計，目前大醫院藥品收入平均約占醫院總收入的50%至60%，醫院等級越低，對藥品的依賴程度越高，藥品收入比重相應就越大，一些基層醫療機構高達80%至85%。

昨天，一位與會專家“爆料”：某大醫院在病人欠費逃走的管理規定上明文規定：病人未交的醫藥費用，由主管醫生負責10%，科室負責40%，并從科室獎金總數中扣除。如果哪個醫生主管的病人走失，這個醫生就成為科室的罪人，因為整個科室人的收入都會受到影響。有的醫生覺得這種規定讓自己的職業榮譽感盡失。

怪相3醫院大樓賽星級酒店

“住病房比住五星級酒店還貴，太離譜了吧。”就職于某外資企業的李小姐幾天前去醫院探望剛榮升“媽媽”的好友，被昂貴的醫療費嚇得連連驚呼：“最好的病房竟然要3萬元一星期，這價錢比絕大多數頂級酒店費用都貴得多。”

綠皮書指出，與人們有病不去醫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醫院紛紛比拼硬件，醫院都有星級病房，便宜的一天幾百元，貴的則一天上千元——大醫院的樓越來越高，病房裝修越來越靚，各種設施堪與星級賓館相媲美。

專家還指出，“除少數醫院能爭取到政府撥款支持擴建病房門診大樓外，大多數醫院的擴建、裝修都來自醫院的盈利和銀行貸款，銀行對醫院貸款搞建設的信心很大。”

怪相4高端醫療設備成搶手貨

除了在醫院建筑上攀比外，各種高端醫療設備也成為各醫院的搶手貨。

據介紹，從1994年醫療體制改革開始，有條件的醫院爭相購進大型檢查設備，憑借昂貴的檢查費賺錢。以PET-CT為例，儀器標價3000萬元，多數儀器由合作者提供，醫院只需提供地盤和品牌。檢查一次材料成本約為1800元，但醫院收病人1萬元。到2005年年底，經濟發達的廣州、佛山兩地方圓不到50公里的范圍內，7家醫院已經或者即將擁有PET-CT，這一數量比一些發達國家全國的數量總和還多。

怪相5醫療設備常“帶病”工作

在日常使用過程中，不少醫院忽視對醫療設備的維護檢修，造成不少設備“帶病工作”。

中國醫學裝備協會秘書長白志朋在綠皮書中指出，近年來，大小醫院紛紛引進先進的醫療設備，動輒一兩百萬元。一般維修與維護都承包給這些公司的維修部負責，但醫院要為此付出高額維護費用，大部分中小醫院沒有相應的維護人員。目前，只有三甲醫院設有醫療設備科或維護專業組，定期給機器“體檢”。

書中舉例說，在醫院設備科工作了幾十年的一位處長指出，呼吸機、起搏除顫儀等在搶救病人的過程中突然發生故障；心外手術中體外循環機停轉；手術中麻醉機失靈……

綠皮書提醒，醫療器械是一種特殊商品，其質量好壞直接關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在生產和流通環節，醫療器械處于政府的質量監管之下，而作為器械質量管理主體的醫院卻缺乏相應的管理意識和能力。

【焦點關注】對中國醫療現狀政府應負更多責任

綠皮書第一主編杜樂勛表示，對中國醫療現狀，政府應負更多的責任。醫療服務體系改革是一個世界難題，現在還沒哪個國家比較完善地解決這個問題。然而，有兩個原則卻是確定的，“一個叫做市場機制，一個叫做政府主導，兩個基本原則缺一不可，不可偏廢”。從大量事實看，我國醫療服務體系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是因為引入了市場機制，而是沒有正確有效地發揮政府主導作用。

杜樂勛等列述了政府主導“不到位”的三個表現。

■投入“不到位”

1986年，各級政府財政衛生撥款122.23億元，占當年衛生總費用315億元的38.69%；2003年，中國衛生總費用6584.10億元，按照1986年的比例，政府財政撥款應該是2547.38億元，實際上卻是1116.94億元，衛生部門為政府“節省”了1430.44億元。“衛生部門的錢從何處來？就是‘不能給錢給政策’，從病人那里收來的，看病哪能不貴？”

■監管“不到位”

“我國醫療就像一個沒有裁判員的運動場，或者確切地說，只是一個有著不稱職、不負責任的裁判員的運動場。”首先，中國的病人沒有“家庭醫師”。在醫療市場上，由于信息不對稱，病人在采購醫療服務的時候，容易上當受騙，需要有家庭醫師像律師那樣保護消費者(病人)和籌資人(政府保險局)的利益。

其次，我國沒有“醫療費用的守門人”。病人沒有“家庭會計師”，國家現在也沒有“醫療會計師制度”。如果我國醫療運動場上有了醫療律師制度和醫療會計師制度，衛生部門就不可能替政府節省1430億元的經費。

■職能轉變“不到位”

醫療服務體系所提供的勞務和產品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屬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政府的責任。

杜樂勛表示，在醫療服務體系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美國，政府在這些領域也是承擔責任的。美國政府對健康和社會福利部的財政撥款僅次于對國防部的撥款。美國聯邦政府建立一個國家安全網——公立醫院和衛生體系，擁有106家大型醫院和附屬的衛生系統。

“醫療機構連法人地位都沒有，怎么利用市場機制？現在公立醫院所利用的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扭曲的和失靈的。”杜樂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