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醫院不再實行按項目收費，檢查治療和藥品使用都由現在的收益轉變為成本，醫院還會存有引進大型醫用設備的利益沖動嗎？”

今年初，《衛生部甲類大型醫用設備配置審批工作制度（暫行）》正式發布，引起醫療器械行業的高度關注。建立大型醫用設備準入制度，目的是限制醫院擅自引進價格昂貴的大型醫療設備，避免衛生資源的浪費，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從維護患者利益的角度看，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好事。

最近幾年，與大型醫用設備使用相關的檢查治療費用增長迅速。以檢查費為例，從2000年到2006年，全國城市醫院的門診、住院檢查收入由96.32億元增長到265.06 億元，年均遞增18.4%，比藥品收入的同比遞增率高出6.3%。患者在醫院接受檢查治療是一個被動消費的過程。大型醫用設備配置過多，超出合理檢查治療的資源需求，醫院可以通過過度檢查治療將配置成本轉嫁給患者，自己無需承擔不合理資源配置的成本代價。在醫患關系緊張的條件下，大型醫用設備的檢查治療可以幫助醫院規避醫療風險，檢查項目做得越多，醫生的麻煩越少。所以，在現行的醫療體制下，遏制醫院引進大型醫用設備的利益沖動，控制患者檢查治療費用的過快增長，只能依靠政府的區域衛生規劃和嚴格的準入審批制度來實現。

建立大型醫用設備準入制度的必要性，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勿庸置疑的，這也讓人聯想到藥品集中招標采購。

與建立大型醫用設備準入制度的初衷相似，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是為了將醫院的藥品采購納入公共采購管制范圍內，提高采購供應過程的透明度，糾正醫藥購銷中的不正之風，控制藥品費用的過快增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政府主導的公立醫院集中采購制度，是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其必要性與建立大型醫用設備準入制度一樣勿庸置疑。

我國醫療行業的資源配置不合理，過度檢查、不合理用藥現象普遍存在，造成了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伸出手來，建立大型醫用設備的準入制度是好事，建立藥品集中采購制度也是好事，問題是，在現行體制、機制條件下，將這些好事做好很難。
與藥品集中采購一樣，對大型醫用設備進行準入審批并非新政。多年前，衛生行政部門就已經開始對大型醫用設備實施配置許可證制度，但并沒有解決大型醫用設備配置過多、過濫的問題。

醫院對大型醫用設備的配置具有相當程度的依賴性。每一套大型醫用設備，尤其是甲類大型醫用設備，都是一個復雜的醫療技術系統。對醫院來說，引進、消化一套大型醫用設備，都意味著一次醫療技術進步。最近幾年，由于順加作價的影響，城市醫院的藥品加成收入越來越少，由于政府定價不合理造成的醫療虧損缺口逐年擴大。2006年，全國城市醫院的藥品進銷差率僅為19%，相當于2000年的85%；醫療虧損達到202億元，相當于2000年的223%。增加檢查治療收入，成為城市醫院彌補醫療虧損的主要方式。在現行體制條件下，醫院不惜一切代價引進并過度使用大型醫用設備，有其客觀原因。

我國城市醫療市場競爭激烈。大型醫用設備早已成為醫院吸引病人、贏得競爭的必要條件。一家大型城市醫院成功地引進一套大型醫用設備，就如同在當地醫療市場占領了一塊技術高地并由此形成競爭優勢。實行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之后，衛生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編制甲類大型醫用設備的配置規劃，提出了乙類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規劃指導意見并負責甲類大型醫用設備的配置審批。2007年，衛生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伽馬射線頭部立體放射治療系統配置規劃》，規定在2007～2010年，全國該系統配置總量為60臺以內，平均每省不到2臺。對于沿海發達地區和特大型中心城市來說，這樣的配置數量無疑是杯水車薪。獲得數量有限的配置許可，對于有志于成為區域性醫療中心的大型醫院極其重要。圍繞甲類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的爭奪戰也日趨激烈。

將大型醫用設備準入審批這件好事做好，關鍵在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改變公立醫院的運行機制。如果醫院不再實行按項目收費，檢查治療和藥品使用都由現在的收益轉變為成本，那么檢查治療項目越多，處方越大，醫院的收支節余越少，醫院還會存有引進大型醫用設備的利益沖動嗎？在美國，藥品集中采購主要由市場主導，無須政府強制，很少有不參加集中采購的醫療機構，原因在于集中采購能夠幫助醫療機構實現藥品采購利益的最大化。成功建立大型醫用設備的準入制度與建立藥品集中采購制度一樣，僅靠政府的行政強制行為是不夠的，必須實現政府主導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在政府主導的條件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才能把大型醫用設備準入審批和藥品集中采購這樣的好事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