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建立一個兩年調整一次藥價的機制，不單是降價，而是政府根據實際的醫療消費需求，調控藥價。”15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坦言，近年來國家連續10余次藥品降價舉措只能在短期內緩解“看病貴”，但很多藥品降價后就在市場匿跡，不同規格、包裝的同類藥品取而代之，亦無須執行降價規定。

這一藥價控制新舉措并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正如周望軍坦言的，還“須方方面面改變體制設計”。那么，需要改變的體制設計，具體有哪些“方方面面”呢？我想，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生產源頭上的新藥審批、監管體制。近年來國家發改委的藥品降價措施不少，累計降價達17次之多，可為什么實際的效果卻微乎其微——好處總落不到百姓頭上呢？顯然，藥價所以不能真正降下來，關鍵不在于是否有降價措施，或者是臨時性降價還是定期調控，而在于，藥品審批、監管的源頭出了問題。

而這方面的一個廣為人們引證的事實是，“2004年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而同期美國藥監局僅受理了148種”，“各種仿制藥改頭換面就成了所謂的‘新藥’”，“一個新藥批文可以賣到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顯然，如此標準混亂、漏洞百出，并且充滿腐敗交易的藥品審批監管機制，實際上是導致藥價虛高、扭曲的重要制度性源頭。

其二，在藥品使用環節上醫院“以藥養醫”的醫療補償體制。眾所周知，在公共醫療投入不足的大背景下，長期以來，我國醫療機構普遍實行“以藥養醫”制度，藥品利潤一般占到醫院收入的50%以上甚至更高。在這種體制環境下，再加上醫患之間地位的天然不對等以及信息的不對稱，醫療機構實際上就成了具有高度壟斷性質的藥店，那么，出于謀利的考慮，醫院醫生傾向于引進高價藥、開大處方、過度治療，犧牲患者利益，無疑就是一種必然。

而反過來，也正是這種“以藥養醫”體制下，醫院對高價藥的強烈需求，又催生了藥品生產、經營者巧立名目不斷推出“新藥”以逃避藥品降價措施的利益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