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司機姜明的妻子這幾天總是要求他別在外面吃飯，寧可少拉活賺錢，也要回家吃自己炒熟的菜，“就是怕傳染上丙肝”。

　　11月29日，羅華帶著女兒到安徽省渦陽縣人民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女兒被傳染上了丙肝。接下來，被傳染丙肝的病例在渦陽縣不斷增加。

　　丙肝疫情突然暴發的消息，從這個位于豫皖交界的小縣城立即傳遍全國。

　　從11月17日至12月1日，該縣累計初步篩查1758人，發現丙肝抗體陽性105人。于此次感染的人以兒童居多，確診患者已經分別被送往合肥、南京等地接受治療。

　　渦陽縣人民醫院連日來人滿為患，多數是兒童家長帶孩子前來掛號采集血樣，看是否感染了丙肝，他們大多都是從丹城鎮及周邊鄉鎮趕來的。

　　從2011年11月中旬開始，安徽省渦陽縣、河南省永城市這兩個地區相繼暴發丙肝疫情。截至目前，已有200余人感染。

　　河南打針 安徽感染

　　渦陽縣位于安徽北部，與河南永城交界。連日來，丙肝聚集性感染讓全縣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之中。

　　渦陽縣衛生局上報的疫情通報顯示，據初步調查，此次疫情中發現的丙肝陽性者均在臨界的河南省永城市馬橋鎮沈樓村衛生室接受過靜脈推注治療，疫情可能與注射器針頭重復使用有關。

　　感染丙肝是否由該診所引發，還需要官方調查和相關證據支撐。

　　無論傳染源在哪里，多位醫學專家稱，此次疫情應該與不規范的注射有關。基層醫療系統衛生安全如何監管已成為醫改路上的一道難題。

　　相關專家同時指出，長期以來基層衛生人才的缺乏，或是這次丙肝疫情更深層次的原因。

　　事實上，渦陽縣居民大規模丙肝疫情早在11月中旬已經被監測發現。

　　渦陽縣衛生局副局長李健告訴美迪記者，縣疾控中心在11月17日通過疫情監測網絡監控發現4例丙肝疫情，均來自丹城鎮老天村，18日，衛生局接到報告后，立即組織人員進行核查并逐級上報。

　　渦陽縣人民醫院檢驗科主任牛傳喜向記者表示，11月17日起，就陸續有家長帶著孩子到渦陽縣人民醫院檢查丙肝指標，每天都有百人左右，最多的一天有兩百人。

　　丹城鎮老天村張銀平兩歲的兒子就是第一批被檢查出患有丙肝的。確診后他帶著孩子來到了合肥，從11月17日在安徽省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住院至今，在此期間，醫療費已經花去了1萬多元。

　　據他介紹，老天村位于兩省交界，距離永城市馬橋鎮沈樓村衛生室只有兩公里路，村民遇到小孩感冒、拉肚子等小病都習慣在此治療。

　　家住石弓鎮后寨村的羅華就是在11月29日帶女兒羅嬌到醫院化驗，結果被診斷為感染了丙肝，現在渦陽縣人民醫院接受治療。

　　石弓鎮李樓村劉芳利也是同樣在一周前帶女兒宋慧來檢查，結果呈陽性，被確診為丙肝。

　　劉芳利告訴美迪記者，聽同村一位家長說自己孩子在附近的馬橋鎮沈樓村衛生室注射治療后得了丙肝，“我也在那個衛生室為孩子看過病，并進行注射治療，所以來醫院化驗，沒想到，一化驗，真的得了這個病。”

　　“女兒才4歲，當天檢查后，我問醫生這種病好不好治？在得到非常難治的答復后，我一下子就懵了。”劉芳利稱。

　　劉芳利和羅華均向記者證實，沈樓村衛生室醫生吳文義在給患兒注射時，根本不換針管，他們懷疑孩子可能因此染病。

　　到12月1日，安徽省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感染科已經接治來自渦陽的6個小孩在這里治療，全部是丙肝患者。

　　一位家長拿出醫院出具的一份生化檢驗報告單顯示：4歲的孩子谷丙轉氨酶指數為“594”，而參考值為“0-40”；谷草轉氨酶指數為“402”，參考值為“0-37”。

　　據安徽省衛生廳新聞辦11月30日晚發布的消息稱，“截至11月29日12時，在渦陽縣丹城鎮丙肝聚集性疫情中，共有76人初篩檢測丙肝病毒抗體陽性”。

　　而渦陽縣衛生局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到12月2日，已經累計初步篩查1758人，丙肝抗體陽性105人，目前有8人在渦陽縣人民醫院治療。

　　渦陽縣衛生局信息稱，經走訪該村丙肝陽性患者，這些患者均無輸血、獻血和手術史，發病前兩個月內無丙肝患者接觸史，患者家庭中也沒有丙肝病人或疑似病人。

　　丙肝患者中，大部分來自渦陽縣丹城鎮和石弓鎮，此處與河南毗鄰，丙肝疫情在該地不斷蔓延升級。

　　據李健介紹，發生丙肝疫情后，縣里非常重視，專門成立了丙肝防控指揮部，下設辦公室、救治防控組、應急穩控組、業務指導組等六組。

　　11月25日，渦陽縣衛生局通過亳州市衛生局，將疫情逐級上報至省衛生廳。

　　亳州市衛生局向省衛生廳的匯報材料說：“該縣疾控部門調查發現，這些感染者均曾不同頻次到苗淺村(沈樓村衛生室所在地)吳文義診所接受靜脈注射治療，群眾反映該診所醫生治療時不更換針頭針管，連續給就診者靜脈注射藥物。疫情可能與該診所的不安全靜脈注射藥物有因果關系。”

　　渦陽縣衛生局同時將這一情況向河南永城市衛生局進行了通報。

　　河南永城市衛生局立即對馬橋鎮6000多名居民進行流行病調查，截至11月28日，發現104例丙肝抗體陽性，確診6例丙肝患者。

　　據有關資料顯示，70%的丙肝感染者是因為使用血制品不當或者在小診所進行侵入性檢查治療、共用針頭靜脈注射等原因感染。由于丙肝病毒有可能導致肝臟發炎并產生疤痕，導致肝臟功能減弱，甚至引發肝硬化、肝腹水等后果。所以，一些感染了丙肝病毒的兒童家長對此憂心忡忡。

　　河南方面的不同說法

　　“接到渦陽縣衛生局的通報后，我們初步調查，吳文義不是村醫，沒有在市衛生局備案，但村衛生室是合法診所，吳文義的兒子吳少華是負責人。丙肝感染是否由該診所引發，還需要調查取證。”永城市衛生局副局長左玉安接受美迪記者采訪時稱。

　　河南省衛生廳11月29日下午對該事件進行回應稱，接到安徽省關于渦陽縣丙肝感染事件的通報后，因安徽方面調查懷疑與永城市馬橋鎮一診所不規范注射有關，衛生廳立即組織調查組赴永城市調查核實情況。初步查實，今年以來，當地在該診所內進行靜脈注射的患者共151人，目前正進行逐一拉網式調查，即日將作出調查結論。

　　安徽省衛生廳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計國平表示，血液傳播是丙肝最主要的傳播途徑，特別是注射吸毒時共用針具，或輸入被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制品，使用被丙肝病毒污染、且未經嚴格消毒的針具以及醫療和美容器械等都能導致病毒傳播。

　　根據專家的說法，不衛生的注射治療是傳染丙肝的主要途徑之一。

　　12月1日，美迪記者來到馬橋鎮沈樓村衛生室，衛生室門口聚集著很多前來看病的附近村民，但衛生室內卻空無一人。

　　衛生室上下兩層樓，裝修一新，上面懸掛著馬橋鎮沈樓村衛生室的牌子，負責人是吳少華。

　　“沈樓村衛生室剛剛裝修，牌子是新掛的，以前沒有掛牌，也比較簡陋，衛生條件差。我們村90%以上的孩子都在吳文義那里看過病。”丹城鎮最早發現疫情的老天村一位村民如此描述。

　　多位受訪患者家長證實，在吳文義配藥時，一個病人輸液結束后，就直接從空瓶子上拔下輸液器，轉手插到另一個患者的輸液瓶上。“給患者注射治療時，從來不換針頭。”

　　但這一說法，在記者采訪期間，當地村民并不認同。

　　據來此看病的村民稱，村醫吳文義在當地很有名氣，特別是治療發燒、拉肚子等疾病，只要靜脈推注一次，再吃點藥很快就能痊愈。大家都叫他“一針靈”。

　　記者在渦陽縣、永城市附近調查發現，吳文義“醫術高超”的名聲遠近皆知。

　　附近居民稱，62歲的吳文義行醫已有30多年，是土生土長的苗淺村人。1968年，吳文義被村里選中，前往鄉里的衛校進修。一年后，吳文義進入馬橋鎮衛生院學習，此后回村做赤腳醫生，1999年，吳文義的診所搬進了現在的衛生室。

　　對于注射不換針頭的說法，吳文義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堅決否認：“我這里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一人一管，幾分錢的東西，我犯得著這樣嗎？”

　　記者采訪期間，村民們聚集在衛生室門口，等待吳醫生復診為他們看病。對比現在的停診待查，人們依舊記得幾天前就醫者還擠滿了院子，排隊待診的情景。

　　苗淺村村民吳女士稱，她在診所打針時，都是親眼看到每次更換新的針頭，每次使用過的一次性針管都扔進了垃圾桶。“衛生是最好的，沒有發現不換針頭的現象。”

　　現場的多位村民也證實了上述說法。村民們稱一直很相信吳文義醫生，“因為有丙肝患者質疑，就讓當地村民無法看病，這對患者和醫生有些不公平，希望衛生室能早日復診。”

　　針對永城市衛生局認為吳文義不是村醫沒有備案的說法，河南省衛生廳一負責人稱，該診所原本登記的法定代表人即是吳文義，近期才變更為他的兒子吳少華。

　　一個事實是，吳文義在農村行醫40年沒有間斷。那么，吳文義的行醫行為是否合法呢？河南永城衛生系統至今沒有最后定論。

　　而所有丙肝患兒家屬一致將矛頭對準該診所，認為孩子患丙肝是因在該診所不衛生注射所致。

　　目前，河南省衛生廳已經組成專家組進駐永城，對沈樓村衛生室進行調查和丙肝疫情檢測。

　　河南省衛生監督局黨委書記劉宏兆接受美迪記者采訪時稱，經初步檢查，共問詢了今年在馬橋鎮沈樓村衛生室進行治療的患者151名，目前還沒有人指證吳文義反復使用注射針頭，現在，調查仍在繼續。

　　劉宏兆說：“針對群眾反映針頭重復使用的情況，從現場檢查情況沒有發現，正從其他方面調查進行印證。首先要對再次診治的患者進行流行病調查，然后。要從衛生室藥物材料的購進渠道上、使用的數量上來計算，印證是否重復使用。”

　　而據安徽省衛生廳新聞發言人介紹，目前推測此次丙肝感染可能是河南永城這家診所所致，但最終的結果需要醫學檢測作為判斷依據，即患者體內的病毒樣本與診所針頭或藥品上的病毒樣本一致，或者是安徽與河南兩地患者的病毒樣本一致，且都有在診所就診經歷。

　　目前，衛生部專家已經抵達渦陽，將對病毒樣本進行檢測。

　　“需要衛生部從國家層面上來進行統一的調查、檢測，具體的調查結果由衛生部發布。”上述發言人稱。

　　村級衛生所成了監管死角

　　據衛生部官方網站公布，2010年國內丙型肝炎的發病數是153039人，比2009年發病率增加15.49%，丙型肝炎發病率在所有病毒性肝炎中僅次于乙肝。而今年前十個月的數據顯示，1至10月丙型肝炎的報告數已達到15440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5.85%。

　　渦陽縣丹霞鎮緊鄰沈樓村，疫情暴發之前，丹霞鎮的兒童老人就醫都喜歡前往永城馬橋鎮沈樓村衛生室治療。

　　雖然在給患者注射期間不換針頭一事尚未被官方確認，但經專家分析，此次疫情可能與不安全注射有因果關系。

　　現在每個家長都為患兒治療丙肝花去了萬元左右，患兒治愈后還有復發的可能，后續賠償問題如何解決，至今仍無答案。很多家長擔心，現在孩子還小，肝病相關的歧視問題也會困擾這些感染者。

　　針對此次丙肝疫情暴發，如何對基層衛生醫療機構進行監管，又一次成了擺在衛生行政部門面前的問題。

　　對村級衛生室是如何監管的？面對此問題，永城市衛生局辦公室負責人沒有正面回復記者。

　　左玉安此前稱，衛生局每年都對村級衛生室進行檢查，在2011年檢查了兩次，主要檢查機構和人員的資質。

　　如此看來，村級衛生所的衛生安全問題成了衛生系統監管的死角，村級衛生室監管一直是難題。

　　李健接受美迪記者采訪時表示，以前對農村基層衛生室的監管力量也很薄弱，村級衛生室在管理上一直不是很規范，從2003年開始，該縣逐步加大對農村基層衛生室的監管力度，加強對村級衛生室的建設，對醫護人員定期培訓。

　　“2004年國務院公布《鄉村醫生管理條例》后，嚴格按照此條例執行，2008年，國家啟動民生工程，渦陽縣衛生局對每個項目村進行六室分開，診斷、治療、藥房、值班、資料、觀察，每個村衛生室面積在100平方米以上。”李健稱。

　　李健告訴記者，為了加強對村級衛生室的監管，從2004年開始，縣衛生局組成由醫療護預防、保健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定期對村級衛生室進行監督和檢查，每季度一次，鄉鎮衛生院也定期對村級衛生室進行檢查，發現問題要求立即整改。衛生監督所對全縣所有醫療機構采取拉網式打擊非法行醫活動，對非法行醫的沒收醫療器械，并處3000元至10000元的罰款。

　　雖然對村級衛生室加強了監管，但李健表示，衛生系統監管村級衛生室難度還是很大。“我們加大了監管力度，但村級衛生室從業人員素質和水平不一，有的為了追求利益，難免有一些問題出現。村級衛生室負責人管理水平有限，工作中難免出現失誤。我們在管理上也存在薄弱環節，因為村級衛生室點多面廣，全縣衛生監督人員只有40余人，天天打擊非法行醫也不可能。”李健稱。

　　由于基層醫療機構的條件所限，一些不衛生的注射行為與村級醫生舉步維艱的生存狀況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全國鄉村醫生約有102萬人，他們面臨的服務對象比城鎮醫生的服務對象還多，要服務于新農合的8.96億農民。同時，他們沒有政府的資助。

　　行醫42年的河南省通許縣大崗李鄉蘇劉莊村村民、鄉村醫生馬文芳對當地100名鄉村醫生生存狀態的調查表明，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云、貴、川等地的調查則發現，鄉村醫生收入更低，月收入僅為100多元。

　　李健介紹說：“安徽省一直是醫改走在前面的省份，對公共衛生服務方面非常重視，我們對每服務1000人口的村級衛生室政府補貼5000元，一般每村人口在3500人左右，這樣，村級衛生室人員每年可以拿到17500元左右的補助。”

　　渦陽縣已經率先對村級衛生室人員采取退出機制，男年滿60歲，女年滿55歲，政府每月補貼300元，并在其自愿的情況下，組織參加社會保險。

　　“村級衛生室不能成為不規范行醫的死角，監管不能缺席，村衛生室感染控制工作很薄弱，今后我們要加強宣傳和監管。嚴厲打擊非法行醫，堅決杜絕重復使用一次性醫療用品，保障醫療安全是我們以后工作的重點。”李健說。

　　呼喚現代“赤腳醫生”

　　“我看過丙肝疫情的新聞之后，第一反應就是我們基層的鄉村醫生隊伍可能出了問題。如果我們在農村的醫生都合格，并且按照醫療規范行醫，丙肝的疫情或許就能夠避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告訴美迪記者。

　　記者調查發現，根據衛生部發布的《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截至2008年年末，我國共有893535名鄉村醫生，平均每村有1.55名鄉村醫生(含衛生員)，平均每千名農業人口有1.06名鄉村醫生(含衛生員)。

　　然而，不能忽略是，從縱向上看，我國自1985年到2008年，鄉村醫生的數量在總體上在不斷減少。2001年之前，鄉村醫生的總數基本上在100萬人左右，但是到了2003年就銳減到80萬人左右。從2003年到2008年，全國鄉村醫生(含衛生員)的數目基本在90萬人左右徘徊，并未有顯著增長。

　　同時，從學歷上看，截至2008年底，我國鄉村醫生中，大專及以上學歷的鄉村醫生是35661名，約占全部鄉村醫生總數的4%。

　　其實早在前幾年，就有一名河南的村醫直接向溫家寶總理“訴苦”。

　　2006年2月6日，溫家寶總理邀請社會各界代表到中南海座談，征求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和“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征求意見稿)的意見。

　　當時，55歲的馬文芳是河南省通許縣大崗鄉蘇劉莊村衛生所所長。30多年的從醫道路讓他深知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的滋味。讓這位村醫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是，這輩子能夠去中南海與總理見面，并且匯報工作。

　　在馬文芳給總理的四條建議中，其中就提到了要保障鄉村醫生的基本待遇。

　　被問及鄉村醫生的待遇問題時，劉繼同教授說，“鄉村醫生也是醫生。醫生在世界各國，都是受人尊敬的專業技術人員。醫生第一應該考慮的是病人的福祉，應該從不考慮自己的收入。我們有關醫生收入的制度設計還存在諸多問題，需要改進。要知道如果連醫生的問題都沒有處理好，怎么能夠處理好病人的問題？”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因為現在的醫學分科，看內科的就處理不了外科。而現在特別需要的就是全能性的。雖然我們這么多投入，培養了這么多醫科的畢業生，但是和社會需要相比，基本沒有形成在縣以下的對位。

　　然而，除了醫療人才培養方面的問題，我國目前醫學院的在校生的求職意向問題同樣不能小覷。

　　記者在首都兒童醫院健高門診部遇到了前來參加培訓的陳素環醫生。她今年剛剛退休，這次是自費來北京，學習首兒健高門診部有關嬰幼兒早期干預的課程。

　　陳醫生有個兒子在復旦大學讀本科，專業是臨床醫學。記者設法聯系到了陳醫生的兒子。他對記者表示：“自己現在還是大三，離畢業還有兩年。將來或許會考研。”當被問到自己將來會不會選擇去基層工作時，他笑著回答說：“對基層的情況不清楚，也許會考慮一下，但還是會參考父母的意見。”

　　陳醫生告訴記者，自己更傾向于讓孩子去鄭州這樣的大城市發展，但是最終的決定權在孩子那里。“不管他去哪里工作，我只對他有一點要求，就是要有一顆仁慈善良的心。”

　　“農民選擇打工地點都是選擇城市，醫科大學的畢業生選擇打工地點的時候會選擇基層、選擇農村嗎？我們實行鄉村衛生管理一體化有一個隱藏的前提，就是無論什么一體化，都必須有人來實施。”李玲告訴記者，“醫改不單單是投錢的問題，核心還是人才。基層醫療問題的解決關鍵還是要有一大批合格的醫生。”

　　接受美迪記者采訪時，北京大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劉繼同認為，我們農村目前仍需要“赤腳醫生”，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而是需要現代的鄉村醫生，應該是以專科為基礎的全科醫生。他同時認為，我國之前的醫改強調醫療設備等硬件上的投入，忽略了人力資源的投入。

　　2011年11月，中央組織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部委最新發布了《關于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該意見是中央第一個關于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專門文件，也第一次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作出清晰界定。

　　劉繼同認為，這是中央在創新社會管理方面的一次有魄力的嘗試。他主張，應該在加強鄉村醫生培訓的同時，讓更多、更專業的社工參與到基層醫療體系中來。“讓社工做一些家訪、健康教育這類輔助性的工作，只有這樣鄉村醫生才能甩開膀子干，才會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診療行為中，從而避免一肩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