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曾說，醫學已經進步到這樣的地步，再沒有人是健康的了。比如，現在我們的生活常常不得不面對“有病就有藥，有藥又有病”這樣的怪圈。 

這里說的就是藥害。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浙江省醫藥協會會長趙博文則稱，從現在趨勢看，“齊二藥”或“欣弗”事件有可能還會重演，出現的后果可能更嚴重。寧波市食品藥品監督局局長史小華也認為，連續發生的大藥害事件表明，我國藥品安全監管正進入涉藥事件凸顯期、涉藥矛盾多發期。 

藥害頻發，病癥與藥害儼然成為一對孿生魔鬼，這樣的醫療現實，帶給患者無疑只能是更大的苦痛與絕望。日前，《瞭望》新聞周刊發表文章，對藥害事件進行反思，認為藥害事件頻發一方面是藥品生產企業為了降低成本，不顧質量，從而滋生種種隱患；另外一方面是藥監部門的監管失靈，并把藥監失靈的原因都歸于諸如人力物力有限、技術手段滯后、檢驗經費不足、企業自律較差、招商引資政策之類的客觀因素。 

我們并不否認，藥品監管的漏洞，可能有某些客觀原因的存在。但是，把藥監失靈簡單地說成是被動失守，這樣的反思，大有避重就虛之嫌，也是不負責任的。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當前藥監部門與藥品生產企業之間存在種種利益糾葛、權力尋租現象，這意味著，利益誘導下藥監部門的主動失守，是釀造藥害事件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種種藥監腐敗已拉開了藥監黑幕。比如，去年國家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國家藥監局藥品注冊司原司長曹文莊等多名官員，都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司法部門查處；不久前，西安市藥監局長安分局舉行揭牌儀式，該局要求轄區內的醫院和藥店繳納“贊助費”，當地許多藥品生產企業與藥店都紛紛“送禮”。一切表明，一些藥監部門正利用手中掌握的對藥品監管權，與藥品生產或銷售企業之間進行著權力的尋租與設租。 

原因并不難理解。從藥品報批生產的“源頭”到藥品銷售使用的“終端”，都離不開藥監部門的權力之手的控制。這樣一來，藥監部門就自然成為相關商家的“公關對象”。而由于相關監督機制與制度約束的缺失，藥監部門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這樣一個龐大的“權力尋租”空間的存在，使得發生在監督部門身上的種種權力腐敗現象層出不窮。 

對于那些藥品生產商與銷售商來說，他們自然希望低成本、高利潤的藥品順利通過審批與監管程序，而這些藥品往往就是容易“犯事”和“出事”的藥品。于是，在當前的藥品市場上，一邊是諸如“年批萬種新藥”、“一藥多名”的怪象橫生，一邊是藥害事件頻發。如此一來，藥監也就成為一個虛設的“門檻”，對藥品無法起到應有的“過濾作用”了。 

本來，國家設立藥監部門的目的，就是寄望于這樣的公共權力來為老百姓把好藥品關。藥監部門最應該維護的是廣大公眾利益，而不是藥品生產商與銷售商的商業利益。然而，種種藥監黑幕說明，現在一些藥監部門卻為了私人利益不惜以犧牲用藥安全的代價，來損害公眾利益，使公共權力成為某些集團或個人的牟利工具。 

所以，反思藥害事件，我們最不應忽略的，恰恰就是藥監自身因為利益誘因而主動失守。藥品監督本身涉及到報批、生產、審批、銷售、檢察等諸多環節，即便藥監部門在人力、物力、技術等得到再多的補充與提高，但是如果不能徹底的革除藥監體制的弊端，不能完善對藥監部門的有效監督，那么，在龐大的利益誘導下，就難免藥監部門變成“甩手掌柜”，而不是老百姓用藥安全的“把關者”，這樣一來，藥害悲劇也就難免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