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決定再次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意見》著重強調了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要求加快推進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較大幅度提高參保率，妥善解決流動人口醫保問題；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并重，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醫療改革事關公民最重要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多年來一直是社會的熱點，人們期待改革的步伐邁得大些更大些、改革的日程來得近些更近些；但另一方面，正因為事關重大，加上方方面面的利益牽扯，國家有關方面對改革的態度也格外審慎，在過去兩年多里，光委托各獨立機構起草的改革方案就不下八九個，本次《意見》想必就是這些方案結合、妥協的結果。畢竟，任何改 革都是利益的妥協，而不僅僅是理想設計。再次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也是開門立法、公開立法、切實尊重公民表達與權利之舉。 

但是，不論怎樣改革，不論改革過程中要進行多么艱難的利益博弈和妥協，改革必須堅決推進，不能久拖不決；改革的一個根本方向也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這就是“人本”，以人為本。“人本”不是一個空洞的大詞。過去乃至當下，“看病難”、“看病貴”之所以成為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的“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之一，根本原因若只用一句話來概括，我認為就是整個醫療體系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藥為本。在此過程中，不論是患者，還是醫生，乃至制造企業，都是在為高昂的藥費和醫療器械打工，而不是藥品和醫療器械為人、為醫療服務。

這話或許說得有點絕對。但在醫術醫德不值錢、藥品和器械值錢的以藥養醫機制下，的確如此。醫生改行去賣藥；藥品招標不選對的只選貴的(國家規定醫院加價不得超過20%，當然是進價越貴利潤越高)；制藥企業為了迎合醫療市場的利益訴求，新瓶裝舊酒，以每個批號幾百萬元的代價將舊藥“包裝”成新藥并且通過藥監局的審批，之后，便是藥價幾十上百倍地往上翻。結果，創下中外歷史上令人驚駭的 一年批上萬種新藥(含改劑型)的紀錄，導致市場上流通的藥品絕大多數都是“新藥”，而以鄭筱萸為代表的一批國家藥監局官員，則因此翻身落馬，鄭筱萸本人更是被處以極刑。更嚴重的問題是，在這種“以藥為本”的體制機制下，藥品和醫療器械價格畸高所產生的“醫療費用”，大部分并沒有進入醫療系統，沒有促進醫術醫德的提高和全社會醫療資源的增加，而是在醫療系統之外的腐敗灰色地帶“體外循環”掉了。

以人為本的醫療改革，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實現由國家投入主要用于醫院到主要用于人、用于保障每一個公民個體的轉變，建立健全覆蓋全民的均衡、平等的醫療保障體系和衛生體系，為公民解除健康保障的后顧之憂；二是實現從藥品和醫療器械值錢到醫生個人的勞動(醫德醫術)值錢的轉變，通過有效的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使醫生個體的醫術價值、經濟價值都得到最大限度地實現，而藥品和醫療器械則回歸到其“為治病服務”的本位上，而不是喧賓奪主甚至本末倒置地成為醫院和醫生創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