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醫改征求意見稿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并將于近期再次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有消息人士透露，《新醫改再次征求意見稿》今年年底有望敲定，2009年進入執行配套文件的實施階段。而在近日由廣東省醫師協會和廣東省藥學會聯合舉辦的曾益新院士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報告會上，曾益新強調，新醫改要解決“看病難”，首先要建立好全民醫療保障體系；解決“看病貴”，則需通過完善基層醫療機構，將初診病人向基層醫院分流。　　
     　　
讓醫保發揮分流功能　　
    　 　
今年2月份，一部由醫療衛生系統內人士提出的醫改方案正式遞交國務院，該方案課題組由中國科學院生物與醫學學部立項，曾益新是該課題組的負責人。曾益新認為，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基層醫療機構的建設完善，是當前醫改需重視的重點課題。
     　　
曾益新說，人們常認為“看病貴”的原因在于醫療收費標準太高。但課題組認為，實際上從絕對價值來看，我國的醫療收費標準是比較低的，大約是美國的1/10~1/20。“看病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病人就醫時個人支付比例嚴重偏高，“相當部分病人完全由自己支付”，疾病的風險主要由個人承擔。 
     　　
通過綜合分析我國現行醫療體制的現狀和弊病，借鑒國際上醫療體系較為完善的國家的經驗，課題組提出了“政府主導、市場調節、保障基本醫療、滿足多元需求”的基本理念來改革我國的醫療系統，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 
    　　
課題組指出，在設計醫療保障體系時，不應該再人為地劃分農村人口與城鎮人口，而應該把農村人口與城鎮里的經濟困難人口同等對待，將其列為“低收入人群”。 
    　　
對于“低收入人群”，課題組建議通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個人共同分擔的方式為每一個人購買基本的醫療保險，費用應當由目前的人年均100元左右逐年上升，至2015年達到相當于目前的300~500元的水平。 
     　　
同時，基本醫療保險應當設立合理的承付上限，在2015年達到目前的10萬~20萬元的水平，并且允許全國各個省份根據當地的醫療消費水平制定當地的上限。對于大多數重大疾病的診治，目前10萬元人民幣的價值是能夠基本滿足治療需要的。 
     　　
醫療保險還應具備引導病人前往與病情相應的醫療機構就診、從而合理分流病人的功能。對于初診時前往公立一級醫療機構或村醫就診的患者，應由保險機構支付接近100%的門診醫療費用；對于初診時即前往二級醫院或三級醫院的患者，醫療費用的保險支付比例應當相應地有所降低（如70%和50%，甚至更低）。住院醫療費用由保險機構支付的比例，在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就醫也應當有明顯的區別，以強化基層醫療機構對病人的篩選和分流作用，減少大醫院的就診壓力，緩解“看病難”的局面。 
    　　
“現在的醫保政策沒有區別不同醫院的報銷額度。初診去大醫院和基層醫院一樣報銷，應該通過報銷政策把初診病人向基層醫院引導。比如，病人初診去基層醫院可以報銷接近100%，但去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只能報銷50%。”曾益新說。
     　　
讓醫保歸口一個部門管理目前我國存在醫療保障政出多門、管理混亂的現象，有衛生行政系統主管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有社保系統主管的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還有各省市公醫辦主管的公費醫療報銷制度。曾益新建議將這些醫療保險全部歸口于一個部門管理，如衛生部。
     　　
對此，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總裁朱云來近日也表示，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需要改變激勵機制，另外，也可以引入社會資本。政府應該主要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礎的醫療保險，同時協助醫院形成體系化運作，重點扶持大型的品牌醫院做好醫療研究，對提高現代醫療水平起示范和推動作用等。建立醫療管理體系后，政府首先需要建立統一的醫療衛生監管機構，其次是管好兩個“極”——極端的病癥（如癌癥）和極端的人口（即城鎮和農村低保人群）。
    　　
朱云來認為，目前全國城市低保人口大概在2300萬左右，農村低保人口在6000萬左右，政府即使全部承擔下來總共也只需366億元。另外，像癌癥之類的極端病癥雖然花銷很大，但發病率相對較低，政府也是有能力承擔的。朱云來認為，介于這兩個極之間的人群，可以通過買醫療保險解決，甚至像交強險那樣實施強制醫療保險。按照全國醫療總費用口徑，對城市人口來講每年只需要690元，農村大概是210元，占收入比例并不高，但已足以承擔國內的醫療水平費用。
     　　
讓初診醫療機構盡快完善曾益新認為，“看病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初診醫療機構的不健全，如設施陳舊、設備落后、醫療水平低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值得病人依賴的初診醫療網絡和科學、合理的轉診體系。”其次是大中型醫院的優質醫療資源相對不足，特別是縣級二級醫院的建設有待加強。而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對醫療體系的公益性質認識不到位、投入嚴重不足造成的。
     　　
他表示，初診醫療機構的完善對于分流病人、緩解大醫院就診壓力，消除“看病難”的局面具有決定性意義。初診醫療機構應包括村醫、鄉鎮衛生院、私人診所和城鎮社區醫院。 
     　　
他建議，為吸引市民去基層醫院就診，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完善初診醫療機構，除了硬件建設外，合格醫生的到位將是核心問題。課題組認為，可參照針對教師的配套待遇，規定凡獲得全科醫師或住院醫師執照、愿意到縣（市、區）以下醫院工作者，國家應免除學雜費、培訓費，并提供獎學金；在基層醫療機構工作期間，除應得工資薪酬外，還享受各級政府給予的補貼，按國際經驗，應逐漸使他們的收入接近或超過在大醫院工作的同行。
     　　
政府還應制定各種政策，允許和鼓勵三級醫院的醫生到基層醫院和私人診所兼職執業，以帶動基層醫院的發展和醫療水平的提升，也彌補基層醫院高素質醫務人員的不足。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國恩在此問題上與曾益新的觀點不謀而合。劉國恩認為，要解決國內醫療行業的問題，雖然切入點很多，但歸根到底還是資源動員不足。“如何動員體制外資源進入體制內，體制內醫生、護士如何通過制度變革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而對于病人分流，目前北京市已率全國之先，做了不錯的嘗試。據了解，早在2007年，以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德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和展覽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為聯動核心，覆蓋23萬居民的“醫療共同體”就開始運作，直到今天已取得不錯效果。在共同體中，中心醫院即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主要功能定位于疑、難、急、重癥的診治與研究和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區屬醫院主要定位于常見病、多發病、普通病、慢病和院內康復的治療及治療信息；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則堅持“六位一體”的功能，實現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務。
     　　
北大醫院相關疾病的治療專家，已與社區全科醫生共同組成11支疾病管理團隊，共同為所轄社區的慢性病患者，提供統一接診程序、統一檢驗質控、統一診斷標準、統一治療原則、統一康復計劃的醫療衛生服務。
     　　
社區病人到大醫院的就診程序也相應簡化。如果社區居民需要到人民醫院就診，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在社區預約。然后可以拿著預約單，直接到人民醫院就診、檢查，不用再排隊掛號。檢查結果將直接傳到社區服務站，患者可以在社區拿到檢查結果。此外，社區醫生可以與專家就某個病例進行視頻會診。
     　　
有關專家指出，這或許會是將來醫改的一個方向。“初診醫療機構建設的完善、醫生的基準水平，對于分流病人具有決定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