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方獨立研究機構提供的七套醫改方案至今懸而未決的背景下，兩年前指出“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國務院醫改課題組，通過兩年的研究，提出了建立政府“埋單”的全民基本衛生保健制度方案，并再次引起社會關注。

此次國務院醫改方案重提政府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的基礎責任，既是兩年多來社會討論達成的共識，也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要確保新制度的落實并且不走樣，必須對過去體制機制上的不合理因素進行充分檢討，才能避免未來的改革不再重走彎路。

過去的醫療體制，最大的問題體現在幾個“不平衡”當中：首先是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造成“全國人民上協和”的奇特景觀，無論是有錢人還是無錢人，都出現“看病難”的境況。其次是醫療保障不平衡。絕大部分社會成員缺乏制度化保障，導致近半數城鄉居民該就醫而未就醫，近三分之一居民該住院而未住院。這又進一步惡化了醫患關系：因為醫療機構和藥品生產、購銷集團要從這樣的服務模式當中維持生存，其逐利傾向就必然朝著高價藥、大處方、技術裝備競賽，乃至某種程度的過度醫療方向惡化。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且沒有贏家的機制，醫院、患者、藥廠和藥品監管機構通通成為受害者，而大量的非正常醫療費用卻以腐敗成本的方式，在醫療體系外“體外循環”，徒增我國政府和居民的醫療成本。其中受損最大的自然是患者，對于那些看得起病的患者，除了大幅度提高了醫療費用支出，其健康也往往因過度醫療而受損，僅抗生素濫用一項就觸目驚心。而另外一些患者則被醫院高額的檢查、治療費用擋在了門外，小病拖成大病。

因此，建立政府埋單的全民基本衛生醫療保健制度，關鍵就在于預防為主和適度醫療的機制體制能否建立。否則，或者是政府埋不起單，或者是公民的醫療保障和服務水平低下。

我們應該在全社會樹立這樣的觀念：醫療不是萬能的，但預防則是必須的。過度醫療對健康不僅無益，而且有害。誠如新任衛生部長陳竺所言：中國在醫學領域的科研應該注重預防、注重改善環境因素，這樣投入少而見效明顯，“13億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藥解決，加強預防和保護環境是根本”。

預防為主還是無限救治？這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和基本的醫學倫理問題。我們過去對一些社會“特殊人群”的醫療資源極度浪費，不僅耗費大量公共資源，同時還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不好的、過分迷信和依賴現代醫療技術的示范。

預防為主，就是政府要做好公共衛生和公民的各項健康預防服務，通過定期體檢、環境保護等多種形式，防患于未然。而“適度醫療”，則如此次國務院醫改課題組提出的，體現為國家基本診療手段和基本藥物兩個方面的制度建設。通過這兩個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向城鄉居民提供大致均等的、免費的公共衛生服務和只需要個人分擔少量成本的基本醫療服務，而且還能夠斬斷醫藥流通體制背后的黑手，大幅度降低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價格，從而有可能使社會的衛生總支出出現降低的良好局面，或者，即使衛生總支出不降低，但城鄉居民的健康保障水平卻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