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達志發表文章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新報告指出，“中國醫療改革基本上不成功”。主要表現在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效率低下。現在醫療衛生體制出現商業化、市場化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文章說，這種“不成功”的結局是否跟這些年來某些領域的改革思路矯枉過正，“市場萬能”及“市場拜物教”理念過分“深入人心”有關？應該說，醫療服務完全市場化
跟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屬性和發展規律相悖。因為，基本的衛生保健和醫療服務屬于典型的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這樣的服務只能由政府提供，至少必須由政府來發揮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可以說，當前醫療衛生服務領域出現的一系列“亂象”，多多少少跟我們對杰弗遜那句名言——“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的誤解有關。文章說，醫改的困局令我們警醒，但扭轉的希望卻也很大。如，以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承擔全體公民的基本醫療保障，不應當有問題。只是一個政治決策和制度設計問題
。

而《２１世紀經濟報道》日前發表特約評論員陳林的文章說，在最近上海召開的中外醫院ＣＥＯ峰會上，某些主管部門人士以公益或非營利為由反對其所理解的“市場化”，又以反對市場化為由反對其所理解的“產權改革”或非國有化。文章說，市場化不等于暴利化，非國有化也不等于私有化。暴利并非市場化所致，服務低劣和短缺更不是市場化的必然。恰恰相反，持續性存在的暴利、服務低劣和短缺通常是壟斷
的結果。不同地區和行業的改革經驗反復證明，越是市場化的領域，就越是能夠適應社會需求，也越是在長期上趨于社會平均利潤。只要市場充分開放競爭，則營利性醫院的價格并不會超出合理水平。相反，如果市場沒有開放競爭，哪怕是非營利醫院，其軟預算約束下的“成本”也必將失去控制。當前醫療服務市場上出現的“看病貴”、“看病難”等現象，根源并不在于初露頭角的市場化因素，而恰恰在于市場的壟斷。文章說，不能簡單套用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來改革“國有”醫院，采取“一賣了之”的“產權改革”更是一個誤區。國外通常所謂的私立醫院并非私有企業，而是非營利組織。這種私立醫院與私有企業的差別，也許要比私有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差別還要大。其次，非營利化與非國有化并不矛盾。非營利醫院并不一定要由政府來辦。事實上由于欠缺有效的治理結構，“國有”醫院也未必能夠保證其公益性。文章說，在政府投入總量有限的條件下，應適當減少高端供給，大力增加低端供給，政府的重點在于保證全社會的普遍國民待遇和基本醫療服務，醫療高端市場可以讓位于民辦醫院包括營利性醫院。文章說，非營利化與市場化也無矛盾。非營利組織仍然可以而且有必要面對市場選擇。非營利醫院之于患者，不同檔次的醫療服務，按質論價，這也是一種市場化。假如政府要扶助弱勢群體，也應更多采取補貼個人的方式而不是補貼醫院，更不一定要直接舉辦醫院或者限制指定醫院。這樣才能增加患者的選擇余地，促進醫療市場的有序競爭。

述評：以上兩篇文章，在對待醫改問題上的觀點顯然是對立的。“中國醫改基本不成功”，這是一個事實，因為有老百姓看病越來越難，醫療費越來越貴的現象為證。而醫改為什么不成功？有人認為是“市場化”的取向所致，而陳林先生在上文表示了相反的意見。我們認為，醫改的不成功首先緣于對“醫保”和“市場”的認識和定位不清。政府當然要重視社會醫療保障，社會醫療保障是整個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之
一。政府的這種保障，一是體現在看病的經費上。在一些福利國家，公民的醫療全部實行免費，這是最到位的社會醫療保障。然而限于中國的人口之多和國力還不夠強盛，目前我們顯然難以做到這一點。但這個問題完全不做也不行。公平的社會醫療保障未必全部實行免費治療，但一定是“在保障面前人人平等”。二、是體現在能夠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過去，醫院都是國家開的，如果它能面向全民提供基本的服務，應該說這還是一種公平的保障。但可惜限于前述原因，我們仍然做不到。國家既然無力全面承擔提供醫療服務的職責，那就只能借助市場的力量來補充提供。所以，放開民資進入醫療服務行業，這是必然的選擇。而民營醫療機構的服務，既可以是營利性的，也可以是非營利性的。國家對于非營利性的民營醫院，應該在稅賦等方面給予優惠；而對于公辦醫院，則應一律不準其營利，而只限于為公民提供平價的服務。實際上，我們認為，世界上最理想的社會醫療保障模式，就是國家視其需要為每個公民提供基本的醫療經費保障，由他們自由選擇就診的醫院，而對醫療機構則可以全面放開，甚至可以大部分實行民營化，以此來促進競爭，提高服務水平和效率，并降低醫療業的平均利潤率。如果公民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務，可以自己加錢選擇那些高檔的醫院，這些醫院是為少數人服務的。這就像美國經濟學家佛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國家發給每個學生一定的教育經費，然后由其憑券自由擇校。教育與醫療，在此問題上亦有共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