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醫療問題備受代表委員及輿論關注，衛生部對此回應稱，今年將設立專門的醫療服務監督機構。這一消息最近終于變成現實，本報昨日報道，經批準，衛生部將進行機構編制的重大調整，其中，原先的衛生執法監督司更名為衛生監督局，該局除實施日常的衛生監督外，還將負責組織協調、督察督辦醫療領域的大案要案。

人們都知道，醫療腐敗的根源一方面是國家投入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監管的問題。可以相信，隨著國家對社會事業的投入逐年增加，醫療投入問題將逐漸得到解決，剩下的，就是監管問題了。從許多新聞中我們可以得知，對于醫療腐敗的查處往往異常艱難，近日新華社報道，一位醫生竟因為舉報醫療腐敗屢受打壓，被迫提前退休遠走他鄉。醫療腐敗事件往往只有在媒體曝光后，才得到查處，如發生在哈爾濱、深圳、西安的天價醫療案。因此，加強對醫療領域的監管實為迫切，衛生監督局的成立正是順應了這樣的趨勢。

不過，面對日益嚴重的醫療腐敗，僅靠衛生監督局是不夠的。衛生監督局可能有精力抓一些典型案件，但對于多如牛毛的小型案件，顯然鞭長莫及。而且，日常性的醫療腐敗，只有靠地方衛生主管部門來抓，但事實是，地方衛生部門與所屬醫院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關系，監督的效率總不盡如人意。

面對困境，我們不妨把眼界放寬些。其實縱觀那些醫療行業比較廉潔的國家，我們就會發現，對醫院、醫生的監督，不可能只靠衛生行政部門自上而下的“線狀監督”完成，而是通過全社會各個部門，各方面人士普遍參與的“網狀監督”完成的。

例如，在被世衛組織贊為“醫療制度最完善國家”的法國，除了衛生行政機構監督醫療外，國家還聘請了3000多名精通醫術的監督顧問，他們的任務就是巡查醫生診斷、開方和實施的醫療方案，有權向醫生提出質疑，有權訪問患者，對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違法行為訴諸法律。此外，審計、社保、醫生行會等許多機構也被賦予了監督權。

在國家廉潔程度排名全球前列的瑞典，該國社會發展局下設了一個名為“醫療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公眾投訴機構，委員會9名領導人員由政府人員、省或市的議會代表、社會知名人士組成，委員會的35名工作人員，多半為律師出身。

英國從1972年便設立“衛生醫療行政監察專員”，這些監察專員由議會任免，負責接受公眾對醫院或衛生主管部門的投訴，這些監察專員有著廣泛的調查權，他們起草的醫療事件調查報告直接向內閣大臣報送。

而在中國，對醫院、醫生的監督渠道實在是太單一了，事事必須依賴衛生行政部門，前幾天有媒體報道了“沈陽部分醫院狂套居民醫保費”的新聞，按理說醫保部門應介入，但當地醫保部門卻表示，由于無權查醫院的賬，所以很難進行查處。此外，司法對于醫療腐敗的介入也非常罕見，在醫療領域，打擊商業賄賂的“大棒”很少揮起。

一個設計得再完備的醫療制度，如果管理松弛，監督乏術，在實施中也一定會失敗，所以，鏟除醫療腐敗，惟有編織一張嚴密的監管之網。我們應該在強化衛生行政監督、媒體監督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新的監督渠道，增強商業保險公司和醫保機構制衡、約束醫院的能力，引入社會組織、人大機關、司法機構的監督，不僅對醫院，對醫院的監管者———衛生行政部門也同樣加強監督，如此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醫療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