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圣濟:1950年出生，大學學歷，1973年12月入黨，1977年畢業于上海第二醫科大學，1990年擔任新華醫院普外科主任，1994年被任命為新華醫院副院長，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院長，主任醫師。

“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INTEL前總裁葛洛夫曾這樣說過，龔圣濟在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所引領的發展之路，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個說法

來了個“瘋子”院長，一時間成了人們嘴里熱鬧的話題。
        
2001年，當龔圣濟在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原寶鋼醫院）擔任院長，并實施了幾項舉措后，周圍有人開始戲稱他為“瘋子”院長。
兩年之后，周圍的人又都認為，把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叫做獅子更恰當，一只睡醒了的獅子。
        
“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INTEL前總裁葛洛夫曾這樣說過，龔圣濟在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以下簡稱“三院”）所引領的發展之路，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個說法。

“瘋子”院長
        
“剛來這里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象到，進入21世紀了，在上海還有這樣一所破爛的三級醫院。”龔圣濟回憶道。
         
2001年4月，龔圣濟從上海新華醫院調到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擔任院長，剛到醫院，就發現上海北翼地區這所惟一的三級醫院根本當不上它三級的稱號。
        
醫院占地雖有50畝，但建筑面積只有3萬平米，許多病房是以前的廠房改建的，房子破破爛爛，門窗都關不緊，也沒有裝空調，一到冬天，冷風直往屋子里鉆，護士都是穿著大棉襖給病人打針。病床有500張，但住院率最高的時候也只有60%～70%，門急診一年只有20來萬人次，業務收入還不到7000萬，上海市衛生局已經打算把醫院關、停或轉。
        
“醫大沒錢，寶鋼不要，政府不投入，我的前任曾把醫院的口號叫做‘夾縫中求生存’，我們真的是在夾縫中，舉步維艱。”龔圣濟說道，“周圍的中心醫院，寶山中心醫院和吳淞中心醫院都在快速發展，而我們卻在人心渙散，一些醫生值班的時候都在打牌，許多職工想離開，覺得醫院沒戲了。”
        
上任3個月，龔圣濟一句話都沒有講，只是埋頭做調研，調研了周圍兩個中心醫院的情況，尤其是做了醫務人員的對比分析后，他開始有了一點兒信心。“調研非常重要，這關系到我們的投入能不能有產出，我發現我們醫院的醫生最起碼都是科班出身，我們有7個碩士，一個博士，4個碩士生導師，而周圍中心醫院很多醫生都是中專畢業的，我們應該可以把這個市場重新搶回來。”
        
調研完成之后，龔圣濟的舉措便開始實施起來。除了強化工作紀律等措施外，一項大舉措就是從銀行貸款給醫院購買了當時非常先進的四排CT，這在職工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許多職工都覺得，醫院這么破的房子，就算貸款買了好的設備，也沒有病人會來。龔圣濟回憶道，“這在當時算是轟動了一下，但買了之后對業務有了很大的帶動作用。”
        
2001年底的時候，龔圣濟碰到了一個難題，一般上海的醫院職工到年底都盼著發年終獎，2000年由于是三院20年院慶，所以每人發了3000元的年終獎，那么，2001年底發不發年終獎呢？發又發多少呢？這個問題，讓龔圣濟頗費了一番思量。“這個3000塊，我和書記商量后，照發，沒有錢怎么辦，我們貸款了兩百萬。” 
        
這件事在整個寶山衛生系統轟動了，“走了一個呆子院長，來了一個瘋子院長”，周圍的人都這樣說，而醫院的職工覺得自己的收入并沒有減少，干勁卻上來了。
        
“我又不能說我是貸款發獎金，所以不做任何解釋，把錢先發掉。”龔圣濟說，“買了一個設備，進了兩個人，其中一個現在是我們的一個副院長，第一年就這樣平安地過去了。”
        
其實，龔圣濟的“瘋”在他擔任新華醫院分管后勤的副院長期間，似乎就有所體現，他在頗多阻力的情況下，毅然推動了新華醫院的“破墻”，把臨街的圍墻推倒，建成了對外出租的商業用房；他還在上海的醫院中，第一家實行保潔外包，推動了新華醫院的后勤社會化改革。

從“瘋子”到“獅子”
        
“花了200萬，買了職工的信心，我認為是值得的，也是當時必須做的；人心要渙散了，想要再激發起來，花的代價會更大，我們發展的舉措就很難推進。”龔圣濟如是說道。
        
時間進入2002年，龔圣濟開始努力抓醫院的學術建設，只要有合適的人醫院就引進，而以前10年醫院基本都不進人了。在龔圣濟看來，人才的建設是一個梯隊，一家醫院5年不進人，5年后醫院就會垮了。除了開始儲備人才，在設備上他仍然繼續貸款投入。
        
這時候，門診、病房的改造也開始啟動。醫院大樓所有的門窗全部換掉，鐵窗變成密封度高的塑鋼，沒有空調的地方全部裝上空調。改建門急診候診區，利用醫院門急診樓之間原有的天井，用玻璃封頂，把原來很狹小的候診區，變成了寬敞的候診區。工作環境改善，醫務人員心情好了，和病人爭吵的幾率明顯下降；老百姓感覺就醫環境好了，來就醫的人不斷增加。
        
“我們的門急診改造是受到上海市申康醫院管理中心表揚的。因為市里只給了172萬，醫院自己貼了一點，就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龔圣濟說道。

2002年，醫院收入9000多萬，醫院業務收入增長明顯，職工的收入也在穩步增長，開始看到希望。
         
“2001年底，我估計2002年能增加3000萬的收入，很多職工都認為完成不了，認為我瞎吹。”龔圣濟說道，“其實在2001年調研之后，我們的目標就很明確：用5年的時間，在十五的規劃的最后一年，我們一定在寶山成為第一塊牌子。2001年底的職代會上我就講，我們的口號必須要變，我們不是在夾縫中求生存，這樣會把自己的信心講得太低，我們口號改成了‘在競爭中求發展’，當時職工的心態認為是不行了，我要吊起他們的信心，我盡我所能，大家盡大家所能，服從整個戰略構思，不行我就辭職，2002年我們的動作還算是讓大家看到了希望。”
        
有了2002年的發展，再加上2003年醫院的持續成長，到2003年的時候，在上海寶山衛生系統，再沒有人覺得龔圣濟是“瘋子”了，其他醫院開始感受到三院的發展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壓力，這時候他們開始覺得，三院已經成為了一只睡醒的獅子。

抓機會立項目
        
2001年，龔圣濟到三院擔任院長的時候，上海的十五規劃早就已經定了，在上海十五規劃中，三院沒有拿到任何一個項目。被十五規劃排除在外，對三院這樣一家醫院的發展來說，是極為不利的。
        
于是，爭取到項目，對三院來說，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2002年，我當時談了很多高學歷的人才，希望他們來我們醫院工作，談了20多個人，一個都沒有來。因為我們的辦公室太破了，基本就屬于以前的大隊辦公室，木門都是關不上的。”龔圣濟說道，“當時很多醫院都發展得很好，人家一看我們這辦公室，就沒有信心來了。職工工作條件、病人就醫條件改善后，我就下決心，我們辦公條件也要改。”
        
經過爭取，三院拿到了上海市政府三年行動計劃中2500萬的3年貼息貸款，在2002年開始興建7000多平方米的行政大樓，2003年新行政大樓啟用。 
        
“當時大家很不理解，職工們覺得醫療用房的改建是有收入的，而行政用房只要有個地方辦公就可以。我就給職工講，醫院的發展到最后關鍵是人，而人不是一兩年就能培養起來的，我談了這么多人，你們也看到了，沒有一個人來。后來有半數多的人同意，我們就啟動了這個項目。”龔圣濟自豪地說道，“我們現在有碩士73人，博士14人，碩士生導師24人，可以說這樣的人才規模，在寶山實際上就是第一塊牌子。”
        
2003年，龔圣濟又抓住了一個機會。非典之后，國家開始重視公共衛生，國家發改委有了專門立項的資金對公共衛生進行投入，由于在整個寶山就三院有傳染科，而非典中，在上海北翼地區，三院也承擔了最重的責任，龔圣濟利用這個機遇作為切入點，向市衛生局提出了申請，建感染科大樓。
        
發改委下撥了300萬啟動經費，上海市上上下下又配套了600萬，醫院自籌了300萬，開始建設感染科大樓，而在2005年啟用的大樓使三院成為了寶山地區流程最合理的感染科，也帶動了其他學科的發展。
        
正是有了這些硬件上的投入，龔圣濟在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人才儲備計劃得以順利實施。“有了辦公樓，我們引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