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飽受“看病難、看病貴”之苦的百姓來說，國家發改委9月4日下發的《醫藥行業“十一五”發展指導意見》無疑令人鼓舞。

在《意見》中，發改委給突破醫療體制改革困境下達了時間表，提出要用5年時間從根本上改變“以藥養醫”的局面。

然而當記者就這一話題采訪業內人士時，他們的普遍看法卻是“將信將疑”。一位大型醫藥公司老總的話極具代表性：“醫藥分家并不是什么新說法，早在上個5年計劃中就提到了，可6年都過去了，還不是沒變化。”

他認為，盡管整個社會都對“以藥養醫”的種種弊端，如濫用藥、大處方、商業賄賂等深惡痛絕，但要真的實現“醫藥分家”并不容易，因為牽扯到方方面面利益的重新調整。哪一方面沒有處理好，都會使改革陷入新的困境。這也正是“醫藥分家”喊了幾年，仍是“雷聲大、雨點小”的根本原因。

困局一：剝離藥品收入 醫院如何生存？

其實近年來，重慶、武漢、江蘇、北京、上海等很多地區都有醫院嘗試過“醫藥分家”，但遺憾的是，幾乎沒有一家醫院能夠善始善終。

上海海江醫院的例子很有代表性。2003年，這家醫院關閉了醫院藥房，專門從事診療，賣藥則由從社會上引進的平價藥店擔當。然而啟動不足一年后，雙方因對藥品銷售提成無法達成共識而宣告“流產”。藥店方面表示：“我們藥品的平均毛利潤率才10%多一點，醫院竟提出要20%的提成，這怎么可能呢？！”而醫院方面則認為：“我們所說的‘醫藥分離’，是藥品流通和醫院的分離，從而減少藥品流通環節。但如果把藥品的利潤完全從醫院剝離，我們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目前，我國80%的藥品都是通過醫院銷售給患者的。一般來說，公立醫院的收入分為三部分，藥品、醫療技術性收入分別占到40%左右，國家政策性撥款不到10%。用一位業內專家的話說：“一旦醫藥分家，失去藥品利潤支撐，大醫院是死是活很難說，地區醫院肯定全死光。”因此，“醫藥分家”的核心問題是補償機制問題。要么通過調高手術費、檢查費等來緩解醫院的資金缺口，由“以藥養醫”演變成“以器械養醫、以檢查養醫”，要么加大政府的財政補貼力度，維持醫院正常運轉。據復旦大學衛生發展戰略研究中心的相關研究，按照損益補償原則，如果全國的醫院都實行“醫藥分業”，國家要逐步為醫院彌補469億-547億元的利益損失。這筆錢從哪里出？怎么補？需要政府部門統籌安排。

困局二：藥店能否承擔起 藥學服務能力？

“醫藥分家”對零售藥店來說可是企盼已久的機遇。

當前，它們只占到20%的市場份額。而一旦“醫藥分家”，其市場將驟然擴大4倍！只不過習慣了蘿卜白菜的零售藥店面對一桌子雞鴨魚肉能否消化，還真是讓人替它們捏一把汗。

首先是執業藥師缺乏。雖然根據相關規定，每個藥店在營業時至少要配備1名執業藥師，但實際上，執業藥師不在崗的情況時有發生。相當多的藥店服務人員只是藥品的推銷員、銷售員，其所具有的藥學知識并不比普通售貨員強多少。

目前，我國的執業藥師只有十多萬人，而且大多分布在醫療機構，在零售藥店服務的大約只有2萬人。要為13億人口提供藥學服務，執業藥師的數量顯然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每1000人左右就配有一名執業藥師。如果按照這種標準，我國大約需要100萬名執業藥師。因此對于零售藥店來說，讓更多的店員具備執業藥師資格，能夠根據醫生處方指導患者購藥用藥，提升藥學服務水平，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此外，“醫藥分家”對醫藥流通企業的物流配送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藥店要想保證患者及時購買到所需的藥品，必須保持必要的藥品儲備，同時應該與地區的藥品配送中心24小時聯網，以便隨時補充所需藥品。這些對于一些大型連鎖藥店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對于相當一部分單體藥店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考驗。

困局三：多頭管理 如何步調一致？

在我國，公眾的健康管理權限分散在多個部門。

衛生部門主要管理醫療機構，藥監部門管理藥品生產、流通企業，財政部門負責公立醫院的撥款，發改委則制定醫藥行業發展的政策、制定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負責基本醫療保險……因此“醫藥分家”不僅牽扯“醫”、“藥”兩個部門，而需要一系列管理部門的聯動，無論哪個方面沒有及時跟進，出臺配套舉措，都將對整個進程造成不良影響。

事實上，各地相繼進行的“醫藥分家”試點之所以失敗，歸根結底是配套政策沒有跟上。例如，醫院把藥品經營剝離后，切斷了醫生收入與藥品銷售的直接聯系，醫生沒有了開大處方、開貴藥的動力，可以按需開藥，專心診療，百姓則從平價藥店買藥，確實得到了實惠。但與此同時，物價部門原來規定的診療服務價格并沒有相應調整，醫療服務價值難以得到體現；財政部門沒有相應的補貼政策，醫院的收入必然減少，連帶著醫生工資降低；醫保部門對患者在社會藥房購藥不予報銷，患者只能自掏腰包。配套政策的缺乏，當然會使“醫藥分家”遇到阻力。因此，“醫藥分家”是一個系統工程，只有各相關部門統籌安排、通力合作，才能真正理順醫藥購銷體系，避免因過度消費而帶來的資源浪費。 　　

“預防”紅包遠遠優于“治理”紅包

近年來，無論是先進人物的事跡宣講，還是公布治理商業賄賂專用賬號，或是派專員到醫院明察暗訪，衛生部門整治醫藥購銷領域不正之風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效果不彰也是有目共睹。

堂堂衛生部為何管不住小小的紅包？歸根結底，腐敗滋生的土壤不除，自然會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有人說，在我國，一個有良知的醫生是賺不到錢的。這話雖然極端，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醫生的合法收入遠遠低于其勞動價值。5年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工資單上只有1000多元。七八年專業學習的醫學碩士、博士，合法收入只有3000多元。同時，醫生又握著可以讓自己發財的鑰匙。在當前“以藥養醫”的醫療體制下，他們只要給患者多開藥、開貴藥，就能大幅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他會如何選擇不言而喻。

記得有人說過：“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變好，而壞的制度也可以讓好人變壞。”當前醫療領域出現的種種不良行為表明，現行的醫療制度到了必須重新設計的時候了。

正如“預防”疾病遠遠優于“治療”疾病，與其大張旗鼓地治理醫藥購銷當中的商業賄賂，不如從制度設計上斬斷商業賄賂滋生的環節，這才是杜絕醫療不正之風的治本之策。

來源:北京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