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李玲教授在題為“兩會以后醫療體制改革的趨勢”的講座中提出,中國醫藥產業應仿效印度,實行全面國產化。
她指出,“十一五”規劃中第一次提出“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認真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強調政府角色的作用,提出“強化政府在提供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中”的責任,建立各級政府間規范的責任分擔與資金投入機制;調整了“九五”之后“推進醫療衛生服務社會化”的方向,強調“政府主導,社會參與”,逐步建立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向多樣化的醫療體制;在醫療資源分布上,更明確地提出“整合醫療衛生資源,大力提高農村、中西部地區和基層公共衛生資源的比重”。除藥品與器材的科研外,第一次提到了醫學方面的科研。
但目前我國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還有很多。中國的各項改革都是以現代化為目標,一個習慣的思維就是向西方學習。但是醫療衛生是涉及到社會各個方面的公共事業,而中國是有13億人口的大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驗都不可能完全適合我們。放眼全球,醫療衛生發展的難題無處不在,看病難、看病貴是普遍存在的局面。在美國,每種藥品都有保護期,醫藥企業面臨巨大壓力,每年都要投入巨額的資金開發新藥,但藥品創新的空間非常小,邊際效益很低,這使得無論藥價還是治療價格都高得驚人。所以并沒有現成的經驗供我們學習。相反,中國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可以利用,那就是物美價廉的人力資源。另外,中國傳統的中醫也是一筆寶貴財富。我們或許能夠探索一條成功的醫療改革之路,在求解“看病貴”社會問題的同時,也找到中國經濟增長求變的重要機會。
醫療衛生產業不僅承擔著造就健康民族的任務,它還可以成為創造利潤的“黃金產業”。2002年《財富》500強利潤率最高的7個行業中,醫藥行業和醫療器械行業分別以14%和9.5%的利潤率占據了第一和第三的位置。目前中國正成為昂貴藥品和進口醫療器械的消費大戶,支付這些成本正是導致“看病貴”的主要原因之一。既然醫藥行業是世界上最賺錢的行業,這個錢我們為什么不自己賺?西方的醫療以“治病”為目標,針對各種疾病不斷地研發新的藥品,但每種新藥在十多年的藥品保護期過后,利潤空間極大地縮水,企業不得不通過不斷研發新藥來追逐利潤,美國平均每種新藥的研制成本高達8-10億美元,使得其醫療成本越來越高,而我國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本,這就是我們的優勢。中國不應該僅僅生產一些低附加值的產品,卻把環境和健康破壞了,對可持續發展造成。醫療事業擁有非常好的發展空間和擴大的市場基礎,可以成為自主創新的切入點,成為經濟的新增長點。
醫藥產業國產化在全球并非沒有先例,印度在這方面的經驗就可以給中國一些啟示。印度80年代以來,學習中國,醫療衛生建設走平民路線,提出“大醫療”觀念,并不保護藥品,而是保護生產流程和生產工藝,政府提供補貼,鼓勵藥品生產,實現規模收益,并將產品出口到第三世界,藥價為中國的三分之一,在保證向人民提供廉價藥品的同時又創造了收入;另外,印度還通過提高本國醫療條件,利用廉價的醫療服務和豐富的旅游資源,吸引國外的患者來本國治病,出口“健康”,創造了很大的利潤。現在,醫藥產業已經成為印度的支柱產業。其實,中國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比印度做得更好。為何不轉變思維,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服務體系,讓原本政府的包袱變成生金蛋的母雞呢?
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服務模式可能具有下列特點:第一,連鎖店模式。規范化的連鎖店模式應當適合中國的醫療體系。目前一個普遍的傾向是,人們不信任小的社區醫院,紛紛涌向知名的三級甲等醫院,造成這些醫院人滿為患,影響看病質量。比如在北京,誰都想去同仁、協和這樣的大醫院看病,那么我們可以因勢利導把它做大做強,建立統一品牌以及標準,形成醫療服務集群。
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中國恰恰有發展醫療服務集群的優勢。中國擁有巨大的市場,很多醫院通常每天有五六千甚至上萬的門診量,醫務人員有機會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國外的醫院不可能實現這么大的門診量。規模效應使得醫院的平均成本下降,即“薄利多銷”。我們應該利用人口眾多的優勢和醫療服務的特點,進行一些醫療資源的整合,以三甲醫院為龍頭,經由一級、二級醫院一直延伸到社區醫療服務,組成一個網絡,形成集群和寡頭競爭的局面,保證質量。這樣,醫療資源就可以上下共通,老百姓能夠方便地享受有保證的醫療服務。
醫療改革應該有明確的目標。改革、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讓人們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健康指標應該是評價社會發展進步的綜合指標中最重要的指標。雖然改革時我們的初衷是全面發展,但最近20年來的發展還是濃縮到了經濟上,而經濟的發展又歸結為GDP的增長,考核各級官員的指標都是GDP的增量,導致地方官員不惜代價地追求GDP,政府對公共衛生的投入下降。
單純追求GDP的發展模式,使得我國付出了巨大的健康和社會成本。發展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靠我國健康的、廉價的、高質量的勞動力帶動了整個制造業的發展,我們賺了很少的一點辛苦錢和血汗錢,在這個過程中,污染了環境,破壞了生態,損害了健康,最后使很多矛盾壓到了醫院。醫院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20多年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
我國應該實施健康強國的戰略。就要把醫療衛生的改革和發展納入到整個社會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大框架內,要利用大國優勢,將醫療衛生以及與其相關聯的生命科學、醫藥、醫療器械領域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增長點。我們不僅要成為世界的制造中心,也要成為世界的醫療服務中心、醫藥中心、醫療器材中心和生命科學中心。在我國,醫療衛生產業是永遠的朝陽,將大有可為。
編后
李玲教授說出了許多國人的心聲,醫藥產業的確是一個利潤豐厚的產業,但是目前我國的醫藥市場,大部分已為國外的大公司占據,以醫療器械為例,國外醫療器械廠商占據了我國70%多的份額,即使是二級醫院,也有2/3的醫療器械依賴進口。我國的醫療器械市場巨大,17.5萬個醫療衛生機構的醫療器械中,有15%還是20世紀70年代的產品。如果有13萬個縣級以上醫院的醫療器械水平都達到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那么,我國每年的醫療器械市場規模可達12億元到15億元,到2005年,市場容量可達500億元到550億元。
面對這個龐大的蛋糕,國外的生產廠商已經開始動手掘金,他們已經推出了一系列吸引我國醫院購買其醫療器械的措施,如美國,若購買他們的醫療器械,可獲3.5%的低息貸款,半年付一次息,7年付清。只租不買也可以,可以“金融租賃”,3到4年還清貸款后,還可獲得該產品的產權。據業內人士透露,國外公司在我國遭遇政策阻力時,他們的國家領導人甚至親自到我國交涉。而我們國內為數不多的一些生產廠商卻發展艱難,不但遇到資金不如人,基礎不如人的困惑,甚至我國的廠商們還要被有關部門制定的政策捆住手腳。因此,政府有關部門對于民族產業的保護應該提上桌面了。如果長此以往,不要說醫藥產業全面國產化,哪怕是在這塊大蛋糕中切下糊口的一小塊似乎都是一件艱難的事。畢竟,國外的大醫藥公司資金雄厚、基礎占優,又有自己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國的消費者已為這些昂貴的進口藥品和進口器械支付了高昂的費用。誠如李玲教授所言,既然是最賺錢的行業,這個錢我們為什么不自己賺?那么,有關部門為此是否應考慮出臺相應的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