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在醫患糾紛中，主流媒體相對多地同情弱勢一方的患者，醫生的聲音鮮有受到關注。

這也表現在司法環節：最高法規定，從2001年開始，醫療糾紛中要施行“舉證責任倒置”——就是要醫生在遇到法庭審理醫療糾紛時，提供自己無罪的證據。如果拿不出無罪證據，就可以判定醫生有罪。

經過“七年之癢”，這一法律解釋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難——“舉證倒置” 的本意是為了保護患者權利，卻把醫生和患者置于相互對立的地位，甚至客觀上加劇了醫生和患者相互猜忌、互不信任，事實上進一步導致了醫患關系的惡化。

本組文章期望通過換一個角度，對醫患關系進行觀察和調查，以便讀者更清楚地了解現代醫學在今天中國所面臨的處境，從而能更加“專業”地看待醫患關系這一并不新鮮但仍然存在的話題。

一名婦產科大夫的24小時

“拿起拷機，就像狗一樣被叫來叫去。”

“個人愛好？個人愛好就是睡覺！”

“我們的錢都是拿命換來的。”

2008年的一個星期六，雨。上海某區中心醫院住院部五樓，十七病區，婦產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以一名醫學院實習生的名義來到這里，隨行體驗了一名婦產科醫生的值班經歷。

“常規”的上午、中午和下午

章青醫生30來歲，很瘦。她留一頭短發，帶著些自然卷，劉海底下配著一雙圓圓的眼睛，一雙手干燥瘦削，手指很長。

8點15分，章青走出辦公室，到了十九病區的護士工作臺，拽出放病歷的小推車，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8點32分，她開始查房。拿出病歷，敲門，進門，逐一詢問里面的產婦，查看腹部的切口恢復狀況，檢查子宮位置，這就是章青的一整套查房動作。十九病區的都是剖宮產產婦，每檢查完一道手術切口，章青都要把產婦肚子上的腹帶重新系好。

查房結束，9點10分，章青得以在電腦前坐下來。她登陸病歷系統，開始對著病歷本往電腦里輸入病人情況。看著12本厚厚的病歷，告訴記者：“還欠著前天的都沒登記完，今天先補上那天的再說。”

剛把第三份病歷放到電腦前，章青的拷機就響了，她起身回電話，聽完通知后，下樓出了住院部，到了門診樓三層的“特需門診”——這里的婦產科今天無人值班，章青便頂上了。患者一個接一個地被帶到里面，碰上她們去做檢查的間隙，章青就翻看電腦里剛給患者開出的單子，對藥量進行增減。

終于沒有人再進診室了，章青又檢查了一遍給最后一位患者開出的單子，就趴在了桌上。“能來這里(特需門診)的都是有錢人，今天不算忙，忙的時候一上午要看20個特需。”10點48分，章青回到住院部十九病區的辦公室，繼續往電腦里登記住院病人的病程記錄。

11點多，一名醫生走進來招呼章青吃飯，章青從冰箱里拿出兩個盒飯——前一天中午和晚上吃剩的，急匆匆走到辦公室對面的“理膳間”，翻出一只斷了一個把手的鋁鍋，把兩盒剩飯倒了進去，往里面加了些自來水，熱飯。

飯還沒有熱好，接到護士的通知，章青去病房給病人換藥。15分鐘后，章青和她婦產科的同事們陸續從各個病區回辦公室，同事幫章青捎了一盒食堂的盒飯，里面有大半盒飯，臥著兩個獅子頭和幾根青菜。午餐時間只有10分鐘，醫生們快速地填滿了肚子，便出了辦公室回到各自的病區，沒吃完的泡飯仍然擱在鋁鍋里。

章青去了趟病房，回來繼續坐在電腦前登記病程記錄。安靜一直持續到了12點半，拷機沒有再響起來。章青走回十七病區的醫生宿舍——一個六七平米的小屋，爬上自己的單人床，安排記者在旁邊的雙層鐵床上休息，自己很快就睡著了。

13點40分，午睡結束。章青又回到她的辦公室開始登記病程，20分鐘后，拷機響了，于是又下樓、上樓，來到特需門診開始接待病人。這之后，只要拷機聲一響，章青就必須馬上趕到門診樓，然后再快步走回住院樓的辦公室整理堆積如山的病歷記錄。“拿起拷機，就要像狗一樣被叫來叫去。”

偶爾的間隙時間，她也會跟記者聊兩句。問起平時有沒有一點時間做些個人愛好時，章青瞪了瞪眼睛，笑了：“個人愛好？個人愛好就是睡覺！”

晚餐很豐盛，因為同事們從食堂打了一份砂鍋辣魚回來，五個盒飯一人一個。馬上就要進入夜班了，記者問章青：晚上吃宵夜嗎？她搖搖頭。勸她多吃些晚飯，她跟同事們相視一笑，開起了玩笑：“低調，要低調。不能多吃，吃得越多晚上病人越多，吃得少人少，這是長期以來總結出的經驗。”

戰斗打響——黎明前的攻堅戰

沒有收拾碗筷的時間，拷機響了。17點一過，“戰場”正式轉移到門診樓的急診室。

這是一位見紅的孕婦，章青趕緊給她做了檢查，查宮口，測胎心，結論是孕婦必須去做B超和心電圖，孕婦被家屬攙著去做檢查了。三分鐘后，又送進來一個先兆流產的孕婦……急診一個接著一個，到了18點40分，門外沒有病人了，章青趕回到住院部，去特需病房、產房查房。

21點35分，拷機又響了，章青出辦公室，坐電梯下樓，穿走廊，進急診室。四名患者，一個接一個，都是孕婦。時至午夜。趁著一名孕婦剛去做檢查還沒有回急診室，章青抽空又回了住院部。出急診室，穿走廊，坐電梯上樓，進辦公室，一路都是用小跑的速度疾走著，“三分鐘，一百多步，我數過。”

20日凌晨的第一分鐘是在急診室度過的。直到1：55，住院部和門診樓間的走廊上，章青來來回回匆忙的腳步聲踏完了一個又一個的三分鐘。

指針指向凌晨兩點整。

又送走一個患者，章青聽了聽門外的電子排號器終于安靜下來，便一下子趴倒在急診室的桌上，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閉著眼睛輕聲說:“你回我宿舍休息吧。”“那你呢？”“我就在這兒睡會兒。”章青指了指窗邊的一張急救臺，上面放了一床被褥和枕頭。“我給你帶杯水下來吧。”“不用。這會兒趕緊抽空休息一下，到兩三點的時候，一些特殊業務就會來了，一般要到后半夜才會消停點兒。”因為醫院挨著附近的“紅燈區”，章青經常在半夜接待一些特殊職業的病人。

記者還是給她帶了半杯開水下樓，送到急診室，剛到門口，便碰上一位病人，拿著掛號單在婦產科急診室前敲門。看完病，送走了病人，記者把水遞給她，她喝了一小口，記者問：“是怕沒時間上廁所嗎？”她點了點頭，一聲不吭地在急救臺上又睡下了。

凌晨3點14分，一個男人扶著大腹便便的妻子，焦急地敲響了急診室的門……又來了一位病人，接著又是一位。送走一位病人去B超室，章青趴在了辦公桌上，一直在旁邊只是看著她工作的記者，連軸轉20個小時熬到現在，也頭昏腦脹了。章青輕聲寬慰：“三到四點是最累的時候。這會兒病人們在家睡了一覺都醒了，就來醫院了，過了這一段就好了。”

做B超的病人回來了，因為她有糖尿病，體內還有56mm的囊腫，章青給她開了進一步的心電圖檢查，告訴她把剛才的六項檢查費共60.50元交清，再去辦理住院手續。病人家屬猶豫著，喏喏地走出了急診室。另一名患者又進來了，章青又開始忙碌。

凌晨3點36分，一個護士打過來電話通知：那個患糖尿病需要繳清60.5元檢查費然后住院的病人沒有繳費，逃費走了。“又逃了一個。”章青無奈地說。醫院病人逃費經常發生，產生的經濟損失，一部分算在醫院頭上，剩下的則算在科室和值班醫生的頭上。

4點零6分，一小時前執意回家的一位病人重又敲響了章青的診室門，她的腹痛變頻繁了。這次章青沒有再多說什么，病人家屬催著她說：“醫生，我們肯辦了，辦住院。”送走這位病人，章青嘆了口氣，看了看門外，說：“下半夜了，是消停的時候了。回宿舍安心睡覺吧。”4點30分，章青一句話也沒說，手術帽都沒有摘就和衣睡了。

愉快的換班

兩小時后記者醒了，這時章青已經起來。6點46分，章青拿起病歷本進了十七病區的產房，開始查房。查房時意外發現了昨晚逃費的病人，據護士說，這個病人四點半左右就回來了，因為疼痛加劇，乖乖繳清了費用，遵醫囑辦理了住院手續，進了產房。章青聽完，笑了笑，繼續教年輕的父母怎樣給小孩包尿布，囑托孕婦42天內的生活注意事項。

半小時后，章青查完產房出來了，哼著歌兒，話也多了起來。剩下的工作只有十九病區的例行查房，然后交班——24小時的工作就要結束了！

從十九區的護士臺里推出小推車，章青帶著12本病歷，又開始逐個敲響她的12位病人的房門。7點58分，查房完畢。

推著小車進辦公室的時候，章青有點興奮，“開天辟地第一次在8點前查完房！昨天一晚上只接了5個病人住院，做了一臺手術，還是別的病區醫生做的。以往忙的時候，值一個急診夜班，我要接待15個病人，做5臺手術。有一個禮拜天，從早上8點到第二天凌晨1點，一直在手術室里面待著，我那個恨吶，就算是騾子是馬也該歇歇！”她認為昨晚雨大是看急診的病人少的主要原因。

她接著說，趕上忙的時候，值完夜班還不能下班，因為病人太多而無法結束工作，于是要繼續工作第二個24小時。這就是為什么有的醫生會說“醫生的全日制工作很可能不是24小時，而是48小時”。不僅如此，萬一出了差錯，值班醫生還要挨領導批評。“經常有醫生累得坐在椅子上哭。”章青盯著手中的病歷本，說，“我們的錢都是拿命換來的。”

星期日，早晨8點整。換班的醫生來了，醫生們集中在十七病區產房外的辦公室里，準備交班。對面的小浴室里，熬了一宿的護士們正在匆忙進出。記者問章青：“你平時也會洗個澡再回家吧？”“要看我有沒有力氣洗。”她說。

8點32分，交班會議結束。章青把病歷本遞給了她的同事周醫生：“今天雨變小了，病人會很多。”章青說著，掏出拷機，交到了她手里。

“風險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專業人士眼中的醫護行業這一特點，與普通老百姓所認為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國家統計局2006年工資統計報表數據顯示，按國民經濟行業劃分的19大類91個行業中，衛生行業在崗職工以人均24030元的年收入排名24位，略高于全國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