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說不做與只做不說
文/趙紅

    管辦分離并非只是醫療行業改革的要點，同時也是中國其他行業諸如教育、鐵路、新聞出版、體育等許多行業改革的關鍵點。但無論什么行業，只要涉及管辦分離，似乎都有難以割舍的情結，只說不做的現象非常普遍，除非是自上而下的說了必做時，情況才會有改觀。像中國足協，為了與國際接軌的管辦分離說了也有幾年了，但如今仍然是賽事與政事不分，足球產業的價值仍然受到計劃經濟的禁錮，有著足協的收入遠高于足球俱樂部的投資者的怪現象。
    醫療行業倒不完全是只說不做，上海、蘇州、無錫、北京、宿遷等大中城市甚至更多小城市都先后開始大膽嘗試管辦分離，但這些試點機構又有了新的默契：只做不說。的確，當管辦分離這一改革的思路沒有厘清之前，在管辦分離這一改革沒有全面系統地開展之前，在幾個城市嘗試改革的結果還無法用一定時段的事實和一定數量的業績來說明之前，以及在全行業對管辦分離這種職能轉變后的效果沒有清晰判斷之前，只做不說的顧慮是可以理解的。
    但無論做與不做，管辦分離都將是必然結果，我國“十一五規劃”已經明確將政府職能轉變列入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重要內容，我們可以選擇的只能是通向這一結果的不同時機和不同路徑。
    對管辦分離的不同理解會引致不同的態度。理解為“放權”、“授權”，抑或是“失權”，在實踐管辦分離改革中的心態、動力、速度、效果都會不一樣。其實，管辦分離可以選擇不同層次的分離點。實行院科兩級管理的醫院不少，這只是醫院高層與中層職能定位的選擇，而非政府職能轉變的一種管辦分離，但卻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管辦分離就是放權與授權、職責與利益的選擇，在不同層次都可以開展。衛生局與醫院院長之間，衛生局與醫院管理中心之間，地方政府與醫院管理中心之間，甚至更高層次，誰是管辦分離的主導者，誰就將主導這一層次的選擇。
    再者，管辦分離并非只是權利的轉移，而是權利的更加明晰。管的權利與辦的權利，管的責任與辦的責任，因為面對的主體不同(“管”為公眾服務，“辦”為醫院操心)，而同樣任重道遠。與其管辦不分時效率低下而獨家擔負罵名，不如通過管辦分離來明確各自的責任分區。
    當然，管辦分離也并非是政府職能轉變才采用的措施，市場經濟所推行的公司治理結構也是一種管辦分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可以更為高效地讓所有者和經營者享受各自的收益，這在企業界已經成為衡量一家企業規范化程度的標尺。
    張瑞敏把海爾研發、生產、營銷中心設在美國以后，沒有聘用底細牢靠、作派熟悉的中國海爾人，而是選用美國人來統領，這些老美竟然把海爾在美國的市場份額搶到了三分之一。所以，張瑞敏應該算是管理層面上“管辦分離”的高手。